汪曾祺的小说之所以被人们称为“汪味”小说，是一种虽可说弥漫于生活之中却又是一般人不容易觉察的氛围和气韵使然，是其语言世界独特的品质使然。综观众多评论家对“汪味”小说的评论，其语言的特质不外乎有三，即：淡泊的儒士风范、朴质的乡土气息、空灵的世外意境。

一、淡泊的儒士风范

对于汪曾祺小说现象，邵燕祥认为：“他的魅力在于淡泊宁静、温厚蕴藉的文化气质。”

汪曾祺的小说，写得最好的都是“怀旧”的题材，这绝不是偶然的。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在追索着某种逐渐消逝而又令他无比留恋的事物。在他的笔下，“市井”不仅呈现着俗气和琐屑，也涵蕴着高雅与纯洁。一般的人，往往只看到了生活中的俗气与琐屑，而不能从中发现和发掘它的高雅与纯洁。汪曾祺是一个能从俗中见雅的人，所以他即使写一些很琐屑的人和事，依然使读者感到它的那些属于文化底蕴的内涵。所以像《异秉》《受戒》《大淖记事》一类小说，才不会因其“凡人琐事”的题材而受冷落，反而以其独特的表现而显露出艺术的光彩。另外，像《鉴赏家》《岁寒三友》《徙》，都是充分体现了他对世事人情的深入体察而后才诉诸笔端的。《徙》的开篇那句“很多歌消失了”，不仅可以从中体味到汪曾祺内心的惆怅，也可以说是在很大程度上概括和涵蕴了他的小说所潜藏着的文化底蕴。

儒士风范，在当今的社会现实中，可以说是一种已经迹近消失了的精神现象。《受戒》中表现的就是那种传统文人追慕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那种“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汪曾祺是挚爱人世间的，对之有无法割断的牵系，在态度上也就特别宽厚通脱。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中，不是占主流地位的，也不可能以完整的形态呈现，由此散落在民间世俗世界中，与被遮蔽的民间文化建立了某种关联。与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相配合，在审美上他也追求一种民间传统艺术趣味，如年画，如乡曲，在大俗中弥散出一种潇洒自然的神韵。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作品的语言。赵本夫说：“在当代文坛上，汪老属于短篇小说写得最好的几个人之一。读他的小说，我读懂了什么叫从容。”

汪曾祺自己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二、朴质的乡土气息

汪曾祺小说语言世界中传达出的朴质的乡土气息，不仅仅来自于“俯视”的视角，相反还“入乎其中”，更具有民间风情和深刻的民间立场。其深刻性表现为对民间文化的无间的认同上，并没有人为地加入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汪曾祺的小说的“深刻”是从真正的下层民间生活中看出并揭示出美的感受。譬如他在《大淖记事》中记载穷乡风俗：

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以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

民间的藏污纳垢性也表现为封建意识对民间弱者变本加厉的残害，所以汪曾祺才会说“难说”，以表示真正下层民间的多元的道德标准。民间真正的文化价值就在于对生命自由的向往与追求。汪曾祺的可贵之处，就是他站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写出了穷苦人承受苦难和反抗压迫时的乐观、情义和坚强，热情讴歌了民间自己的道德立场，包括巧云接受强暴的态度、小锡匠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以及锡匠抗议大兵的方式，都不带一点矫情和做派。

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而《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的纯洁的爱情，也通过这种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得纯朴、温馨、清雅。

三、空灵的世外意境

汪曾祺小说语言世界里表现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例如，在当地，出家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它既不比别的职业高贵，也不比别的职业低贱；庵中的和尚不高人一等，也不矮人三分，他们照样有人的七情六欲，也将之看作是正常的事情，并不以之为耻：“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他们可以娶妻、找情人、谈恋爱，还可以杀猪、吃肉，唱“妞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这样的酸曲。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原始纯朴，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正所谓“饥来便食，困来便眠”。庙里的和尚是如此，当地的居民也是如此。英子一家的生活，男耕女织，温饱无虞，充满了一种俗世的美：“房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孛荠庵都闻得见。”

《受戒》表面上的主人公是明海和小英子，实际上的主人公却应该是这种“桃花源”式的自然纯朴的生活理想。汪曾祺在他的小说中阐述这样一个玄学上深沉的基本道理，即，生存不过是一片大和谐，“通向清静之界的适意之路，原是一条艰难的攀登之路，超然心境，原本不是消极无为便可达到的”。

艾煊指出：“汪曾祺作品，在众多的作家中别出一格，他属于五四文风，不是五四时代的人，而秉赋五四文风者，实为少见。”“汪味”小说虽不算主流小说，但的确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可忽视的一支。可以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汪味”小说还将引起人们的关注，其风格也将在另一人身上得到继承。这就是文学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