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文人雅集之事，历代存有争议。邑人王敬之亦言：“说者以《淮海集》及《东坡集》无诗可据为疑。”既有雅集之事，岂无雅集之文？王氏点出了问题，可惜未能深究下去。笔者不揣浅陋，试作探讨。

一

文游雅集，苏轼是一个关键人物。清人王士《重修文游台记》云：“昔苏长公生宋盛时，以文章名动天下。试馆阁为侍从之臣，游列大藩，天子至以宰相器之。……考公平生踪迹，多在江淮。又尝与孙莘老、秦少游、王定国辈游处最善。而孙秦二君子者，皆高邮人，故邮乐得而显。而文游台在城东北里许，即公与三君子所尝游眺者也。” 故而，其时间点当以坡仙莅邮为依归。纵观苏轼一生，至邮并会友人者，凡五次。

熙宁七年(1074)，苏轼自杭移知密州，道经高邮。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卷十三：“在高邮，吊邵迎（茂诚）之丧，为其诗集作序。”“在高邮，晤孙觉（莘老），读秦观（少游）诗词，盛赞之。觉出杜叔元（君懿）所蓄许敬宗砚。”时在十月底，或十一月初。

元丰二年 (1079)，苏轼罢徐州，移知湖州。《苏轼文集》卷十二《秦太虚题名记》：“自徐州迁于湖。至高邮，见太虚、参寥遂载与俱。”依《苏轼年谱》序其时间，乃当年四月中旬。

元丰七年，苏轼自黄移汝。《苏轼诗集》卷二十四自注，是年十一月十三日，携杜介于扬州竹西访庆老，别择公。离扬州转淮泗，当是次日，也就是十四日，随行至高邮可考者有杜介几先、徐大正得之。《苏轼文集》卷一百七《名西阁》注：“元丰七年冬至，过山阳，登西阁，时景繁出巡未归。”是年冬至日，为十一月二十二日。扬州至高邮水程二日，高邮至山阳水程二日。以此推之，苏轼一行，当于十五日晚抵邮，二十一日晨乃启程赴山阳。在邮与会，可考者有秦观、陈直躬等。

元四年（1089），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衔出任杭州太守，六月初八日抵达高邮。晤知军赵晦之，为之作《四达斋铭并引》。

绍圣元年（1094）五月，苏轼定州移英州。过高邮，与孙升(字君孚)相会，作《过高邮寄孙君孚》诗相赠。

文游台，文游雅集，既以文游为名，秦观秦少游断无缺席之理。苏轼五临高邮，秦观与会惟元丰间两次。志书所言文游雅集之事，当系元丰七年。宋人曾几《文游台》诗：“忆昔坡仙此地游，一时人物尽风流。香莼紫蟹供杯酌，彩笔银钩人唱酬。”诗中所道，在时令上亦与元丰七年合。

1990年版《高邮县志》：“元丰七年：苏轼路过高邮，与秦少游、孙觉、王巩在泰山庙后台上把酒论文。广陵郡守在此处题名‘文游’，著名画家李伯时作图刻石，以为淮名胜。”此载也，非无本之论。

二

秦观师从苏轼，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一起，并称为“苏门四学士”。苏氏一门，既是师生，也是挚友。“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一首《别子瞻》，道出了秦观对师长的由衷仰慕。

苏轼对秦观这位得意弟子，亦是格外看重。叶梦得《避暑录话》：“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赞，岂特乐府。”元七年，苏轼在《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中坦承:“秦观自少年从臣学文，词采绚发，议论锋起，臣实爱重其人，与之密熟。”

元丰七年，苏轼自黄州放还，往来于金陵，以及真、扬、润、常之间，自夏历冬，秦观数度相随从游。《苏轼文集》卷五十二，“见舣舟竹西，不过更三两日必至，必能于冬至前及见公也。……迟见之意，殆以日为岁也。”对于东坡的行程，秦观了然于心中，并先期返里迎接。先生北上赴淮，亦预知并期待必经之路上的高邮聚首雅集。

《秦谱》：“先生以小像寄苏公索赞。公舟行至竹西，报书，寻为先生作赞。” 《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传神奇妙之极。赞若思得之，当奉呈也。余非面不尽。”文中“传神奇妙之极”，系指秦观寄达的小像。《苏轼文集》卷二十一，《秦少游真赞》，“以君为将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为将隐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为将仕将隐者，皆不知君者也，盖将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于世，而卒反于其乡者乎？”这是一篇将仕与将隐，出世与入世的妙文。此时的秦观，尽管还在科场打拼，宦途并不明朗。但坡仙却以过人的眼力，把住了秦观之神，准确预见了其一生都在用世与出世之间徘徊的矛盾心态。东坡本人也很得意、很在意这段文字。在《与秦太虚书》中说：“传神奇妙之赞，苦思得之。”

两文相互印证，可知赞文乃是应秦观请求而作，也可以说是学生给老师布置的一道命题作文。赞文的构思成文，当在抵邮之前，并在高邮面达秦观。以此论之，东坡《秦少游真赞》，当是文游雅集之首文。

《苏轼年谱》卷二十三，元丰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三日间，“题徐大正（得之）闲轩诗。大正舟从数百里，别于淮水之滨。”《苏轼诗集》卷二十四，《徐大正闲轩》：“冰蚕不知寒，火鼠不知暑。知闲见闲地，已觉非闲侣。君看东坡翁，懒散谁比数。形骸堕醉梦，生事委尘土。早眠不见灯，晚食或午。卧看毡取盗，坐视麦漂雨。语希舌颊强，行少腰脚偻。五年黄州城，不踏黄州鼓。人言我闲客，置此闲处所。问闲作何味，如眼不自睹。颇讶徐孝廉，得闲能几许。介子愿奉使，翁归备文武。应缘不耐闲，名字挂庭宇。我诗为闲作，更得不闲语。君如汗血驹，转盼略燕楚。莫嫌銮辂重，终胜盐车苦。”施注：“徐大正，字得之。因其兄君猷守黄州，始从公游。”弘治《八闽通志》卷六十三《徐大正传》：“字得之，瓯宁人。尝赴省试，过钓台，题诗曰：‘光武初从血战回，故人长短论诗才。中宵若起唐虞兴，未必先生恋钓台。’苏轼见之，遂与定交。”依《苏轼诗集》，序其前后文次，《徐大正闲轩》当作于此间无疑。

又，《苏轼文集》卷二十一，《秦少游真赞》后接《徐大正真赞》：“贤哉徐子，温文而毅。儒不乱法，侠不犯忌。求之古人，尚论其世。登唐灭汉，三国之士。我非北海，安识子义。愿观伯符，揽戟为戏。”

《淮海集》卷六《徐得之闲轩》：“建安自古多俊髦，徐子磊落尤其豪。论兵说剑走湖海，身勤事左无所遭。绿林五校已屠脍，黑衣三卫羞徒劳。归来故山便卜筑，脱弃万事轻鸿毛。横前涧水漱哀玉，傍舍老枥藏飞猱。山蔬何用梁肉，鹤氅未必输青袍。追寒弄月有真意，慎勿轻语传儿曹。”

《淮海集》卷三十八《闲轩记》:“建安之北，有山岿然，与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涧，涧之南有横阜。背山而面阜，据涧之北滨，有屋数十楹，则东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闲轩。”终秦观一生，未涉足过闽地。记文极尽周至，有如亲历，非面晤详陈者而不能为。秦徐两人的交集，就现存的资料来看，当在元丰七年的从游苏轼。徐大正闲轩归来，索句于东坡，乃有《徐大正闲轩》与《徐大正真赞》。经由苏轼的居中媒介，求记于秦观，乃有《闲轩记》与《徐得之闲轩》。在某种意义上说，秦观的闲轩诗、记，不仅是应合友人的约请，更多的还是尊奉师命，当视为恩师示下的颇具份量的考试。而秦观也的确不负所托，将过人的才华融入到了这篇传世作品之中。“君将归而老焉，而求记于高邮秦观。”在这里，“高邮秦观”，不仅表达笔者的乡贯，也是记文写作的地点。在自家门前呈文恩师，指点品评，并延引于群朋，乃助兴雅集之乐事。

详观苏、秦诗文，虽然是同表闲轩，但立意与行文的迥异是显见的。东坡贬谪黄州五载，纵然获命北上，但前景迷茫。“小舟从此逝，江海度余生。”便是这一时期心境的写照。苏氏闲轩诗作更多的是感同身受，平添了些许慨叹，乃是苦心之作。而此际的秦观，还在为进取而努力。人生境遇的差异，其诗文更倾向于理解、包容与惋惜，为用心之文。不求一律，彰显与尊重个性，本就是苏门创作思想的精髓。也正是因为这种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才产生了足以垂范后世的文学精品。文游雅集之际，苏、秦师生的同题诗文，当是双璧会心之作。

《苏轼诗集》卷二十四，接《邵伯梵行寺山茶》诗后，《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其一，“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无乃槁木形，人禽两自在。北风振枯苇，微雪落璀璀。惨澹云水昏，晶荧沙砾碎。弋人怅何慕，一举渺江海。”其二，“众禽事纷争，野雁独闲洁。徐行意自得，俯仰若有节。我衰寄江湖，老伴杂鹅鸭。作书问陈子，晓景画苕。依依聚圆沙，稍稍动斜月。先鸣独鼓翅，吹乱芦花雪。”

施注：“陈直躬，偕之子也。家故饶财，而偕与其弟独喜学画。其后，伎以日进，家以日微，遂以为业。士大夫既喜其画，且爱其为人，往往称之，直躬亦世其学云。”查注：“邓椿《画继》：陈直躬，高邮人。坡公有题所画雁二诗。” 第一首诗近似于题画诗，介绍画的背景；第二首诗则写野雁闲洁的品质，并以之自喻。诗中苕，为苕溪、溪二水的并称，在湖州境内，与宜兴毗邻。唐肃宗时，诗人张志和隐居于此，扁舟垂纶，浮三江，泛五湖，渔樵为乐。故而，此处“苕”，借喻的成份更大，实则表露了作者归隐江湖的心迹。陈直躬乃高邮本土画家，虽有言苕，但其笔下又何尝不是三十六湖的写真呢？北风，枯苇，微雪，野雁，正是高邮冬至前后的水乡泽国图景。可以说，这是文游雅集直接歌咏高邮的文字，为雅集增添了浓郁的诗情与画意。

《苏诗总案》卷二十四，“秦观追送至渡淮，冬至日抵山阳。……与秦观淮上饮别，作《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隙月窥人小。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于泪。谁教风鉴在尘埃？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文游雅集，意犹未尽。秦观又厚谊拳拳相送，止于淮上。临流怅饮，惜别依依。若以苏秦相会始，而以苏秦相别终，则坡仙《虞美人》词，当是文游雅集的收官之作。

综上所述，文游雅集并非无文，只是时人不加省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