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姨娘家打电话，听到的却是冰冷的语音：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我的心七上八下，焦虑不安。问姨兄才知道姨娘和姨父双双住院了。

我们心急火燎地要去探望他们，生怕留下遗憾，毕竟他们年事已高，健康堪忧。夜深人静，我难以入睡，脑际萦绕着姨父姨娘对我们的关怀和帮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生活物资短缺，而农村尤甚。上海的姨娘一家节衣缩食，钱物节省下来接济苏北农村的我们。吃的白糖奶粉，穿的新旧鞋帽衣服，用的搓衣板火柴，花的钞票粮票，小到缝纫机针线、手表，大到自行车、缝纫机，只要是我们紧缺的，他们总是想方设法，雪中送炭。我们一直心存感激。

姨哥知道了我们的心意，却委婉地说，姨娘他们才刚出院，生活起居都依赖保姆，且房子刚够自己住，我们去不太方便，还是不去为好。也难免姨哥多虑，因为以前我们去上海，吃住都在他们家，给他们添过不少麻烦。那时候他们住在老旧小区，姨娘他们还同子女一大家子住一起；我们去了，将就着挤挤就住下了。现在他们都住上了精致的商品房，大小刚够自己住，客去多有不便。但是我们主意已定。

难得去一趟上海，带些什么去好呢？要是在三十几年前，我们可以带些苏北的农副产品，比如上海稀罕的大米、糯米粉，紧张的禽、蛋。他们欢喜之至，既可以送给亲朋好友，也可以自家改善生活。如今的大上海兼收并蓄，市场供应丰富，应有尽有。把这些往上海带，他们戏说，“把石头往山上背。”

考虑再三，我选择了高邮本地家喻户晓的品牌咸鸭蛋。既能让他们品尝美味，又能慰藉思乡之情。好东西不在数量多，一家两盒子，心意到就行，带多了反而给他们添麻烦。我了解姨娘他们的为人，你敬他们一尺，他们非要敬你一丈，不肯沾光亏欠别人。

我们把必需品写在一张纸片上，然后对照清单，把东西一一收入囊中。牙膏牙刷毛巾茶杯一类的生活必需品，大小面额的零花钱，以及身份证和几张银行卡，还有手机充电器，一应齐备，好像外出旅游似的。而在以前，我们到了姨娘家，就是到了家里，什么都不用准备的。

乘汽车，坐地铁，走过一条马路，拐进小区，我们夫妻俩一脚跨进了姨娘家。来开门的是女保姆。姨娘卧在沙发上，岁月的风霜把她的青丝染成白发，额头上刻下一道道年轮，眼窝深陷，脸上有不少褐色老年斑。见了我们，激动的姨娘说话结巴含混，嘴巴也不易合拢，手在胸口处发颤，想坐起来却力不从心。我细细打量着，这还是我记忆中的姨娘吗，还是那个风风火火、做什么事都干净利索的姨娘吗？当年，她一到我们家，就忙着洗碗刷锅，把锅台擦得锃亮；掸尘扫地，把屋里屋外打扫得亮亮堂堂；晒被子洗衣服，被子衣服叠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还把妹妹蓬乱的头发梳编起两条乌亮的辫子。我们一到上海来，她就忙着为我们做吃的，煮有咬嚼的年糕片，做叫人垂涎的糖醋排骨，欣赏着我们狼吞虎咽；打地铺，铺被褥，安顿我们上床打呼；披星戴月去求爹爹、拜奶奶，为我们托人办事。

心痛不能写在脸上，我们强颜欢笑，宽慰他们，上年岁的人，有点小毛小病不足为怪，调理将养就能好。姨娘勉强笑了。姨父身板还算硬朗，坐在床沿上，生活勉强能自理。

姨娘关心我们，也惦记家乡，从我母亲的身体问到我们的工作，还有农田里的收成。我向他们一一报喜。

我们围在二老膝下，陪他们说话，解闷，端端水，拿拿药，揉搓按摩身子，晒晒被子，整理床头柜，尽尽我们的孝心，多少补偿一点我们的亏欠。我们以各种顺理成章的事由，推辞了姨哥的盛情宴请，请他们自便。我们在小区旁边的餐饮店里吃饭，然后回到二老身边；我们还预先定下了旅馆。我们不想打搅他们的正常生活。

没料到二老动了气，责怪姨哥未尽地主之谊；又生我们的气：既然吃住也不肯，哪里还叫亲戚？我再三解释，如今，我们的经济条件尚可，在外面吃住消费得起；考虑到他们年岁大了，不忍心麻烦他们。

我怕他们不信，取出鼓鼓的钱包，掏出一叠厚厚的百元大钞，抖抖给他们看，又把几张银行卡排开亮亮，说里面钞票有的是，在家早就准备好了花销。他们被逗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