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叫陈家庄的地方度过的。村子不大，住着三五十户人家。一条清澈蜿蜒的小河将村子分成两半。爷爷家住在河东的村头，门前有一棵碗口大的歪脖子野枣树。隔壁人家也有一棵野枣树，比爷爷家的树粗好多，要两个小孩合抱才行。春天到的时候，满树的花，淡黄淡黄的，老远就能闻到甜丝丝的味道。下河洗衣的姑婶、下地劳动的叔伯们走到树下都会抬头看一眼，用力嗅一嗅。树下的那只大黄犬半伏在松软的地上，惬意地摇着尾巴，褐色的眼睛温柔地看着过往的乡邻。一阵风吹过，树上落下些许花瓣，顺着风洒落到水面上，成群的鱼苗顶着这些花瓣随着水波的起伏跳着欢快的舞蹈。屋顶上有几缕炊烟升起，一只油冠水亮的公鸡悠闲地踱着方步，寂静的午后不时散落着“咯咯咯”的声音，那是觅食完的鸡群在满足的打嗝。

几场杏花雨过后，树上已挂满了枣，青得发亮。孩子们的眼睛从此就长在了枣树上。走到树下自然就慢下脚步，勾勾地望着树上的枣，食指早就抠在嘴巴里，就等着端午粽吃过，青枣变成红黄色的时候，扛一张板凳来树下“等枣”。

“等枣”是一件很耐心的事情。枣子不会自己从树上掉下来，就是熟透了，也要用竹篙打落。这里的“等枣”，其实是等鸟雀把枣子啄落下来。那会儿的鸟儿特别多，叽叽喳喳满树都是。即便是这样，啄落的枣子却不多，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等枣”的心情。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竖着耳朵听，听见轻轻的“啪”一声响，一个个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声音传出的地方，往往收获甚少。大家却兴奋得很，脏乎乎的小手捏着落地的野枣象征性地在衣袖上擦一下，就塞进嘴里。

因为是女孩，又得父母交代，爷爷奶奶便不许我跟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疯。我就坐在旁边羡慕地看着小伙伴们听枣落，追枣跑，拾枣吃。羡慕的同时想了一个戏弄人的主意：乘大伙不注意的时候用小石子往树下一扔，“啪”地一下，看着大家立马起身满地寻枣的样子我就捂着嘴偷笑。没过多久，我的伎俩被识破了，再后来，玩这个把戏的孩子越来越多，扔石子成了“等枣”过程中的一个快乐的游戏。待到秋风吹过，满树都是红彤彤的野枣，大人用布铺在树下，全家出动，用竹竿打，用力摇，摇落的是欢笑，收获的是幸福。第二天，全村人家的桌上都会有一碗甜甜的野枣……

童年的冬天也是欢乐的。堆雪人，打雪仗，跳太阳，打钱堆，抓石子，挤墙角。孩子的笑闹声把和睦的村子闹腾得热气融融。

最喜欢过年了。不说腊八粥、送灶神、打稻墩、贴门联、放鞭炮、压岁包，单单想起蒸馒头这件事情，我都会笑出声音来。家乡人一到腊月家家都要蒸馒头，每到这时，乡邻就跑到爷爷家打招呼，让爷爷看紧我不能到他们家里去。原来家乡人有个说法：不让胎发未剪的孩子出入蒸糕馒的屋子里，不然糕馒蒸不熟。乡里人特别重视蒸馒头，甚至以馒头蒸得好坏预示来年收成的好坏。我从小因为脾气大、哭性长，几次胎发都没剪成，所以不能出入蒸馒头的人家。可就是有那么一年，隔壁有个梳着一条油亮亮的长辫子、扑闪着一双黑闪闪的大眼睛、名“国英”的大姐姐，偏就不信这个邪。记得那天她家蒸馒头，让她负责在灶膛口添柴烧火。国英姐姐早就约我到时候从灶膛口后面那扇木窗子爬进来。木窗子是正方形，矮矮的，我垫块砖头，用脚勾住窗台，猫着身子低着头，姐姐一伸手就把我接了进去。我躲在草垛子后面，不敢说话，跟国英姐姐打手势做鬼脸，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我跟大姐姐本来就因兴奋发红的脸被映得更红更热。国英姐姐一边烧火一边问她妈妈馒头好了没有，她妈妈就在锅台口笑着骂：馋丫头，急死了！馒头蒸好了，一屋子的热气，湿湿的、香香的。国英姐姐拍拍腿上的草灰跳出来问，馒头蒸得好不好？只听她家人说：好！好！好！从来没蒸过这么好！国英姐姐一声叫唤，我就灰头土脸地从草垛子后面连跳带爬钻出来了……

好多年没回家乡了，不知道村口的那两棵枣树还结不结果子？也不知道一到腊月家家户户还蒸不蒸馒头？最想知道的是国英姐姐现在在什么地方？岁月经年，如今她究竟又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