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生了我们姊妹七个。不，是九个。听母亲说过，我有一个姐姐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的，还有一个弟弟出生不久便夭折了。我总认为我们是姊妹七个，父母也是习惯将我们几个按老大老二老三排序一直排到老七的。我排老五，是家中的唯一男孩。

小时候，父母特别惯我，可能因为我是独子。有什么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都先尽我，小妹为此没少和我斗嘴，结果当然斗不过我，因为我有父母和姐姐们护着。

三十八年前父亲被查出胃癌。那一刻，我们全家人如五雷轰顶，感觉天要塌了。父亲在临泽地段医院动了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本来术后效果还不错，但那时家中没有劳力（上面三个姐姐都出嫁了，我们四个小的还在上学），父亲在身体稍稍好转时，又下地干活，特别是喷农药这种活，对他的身体影响极大，以至于病情复发，永远离开了我们。那一年，父亲五十，我十八。

父亲上过几年私塾，在米厂当过工人，后来响应国家号召回乡务农做了农民，在我们生产队做了十几年的会计。

父亲人缘极好，大人小孩都合得来。邻里纠纷或者哪家婆媳矛盾，大家都习惯说“找张会计去”。父亲乐善好施，心地纯良。记得以前讨饭的很多，只要有要饭的上门，他都吩咐我们施舍些饭菜，只要锅里有的，就多给些。父亲乐于助人，不计回报。左邻右舍的有些困难，他都主动帮助。

父亲对我们的管教很严，虽然他不多说话。有时我们做了错事，母亲都会说“告诉你daidai去”，我们便“黑死了”（方言：吓坏了），生怕一顿“熊”，即便晓得父亲从来不打我们。

父亲对我“望子成龙”心切。记得12岁刚上初中那一年春节，父亲要求我写春联，先是写自家的，然后帮两旁边邻居写。父亲为锻炼我多写字写好字，硬要帮我揽“生意”，我嫌烦不干了，惹得他生了很大的气，现在想想真后悔。我小时候身体单，父亲不让我做重活粗活，要我一心扑在学习上。看到邻居小孩大担大担的猪草往家挑，或者摸鱼摸虾往家里拿时，母亲有时还嘟囔说我没得人家孩子有本事，父亲就安慰我说：“各有各的命，你应该是读书的命。”尽管我后来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虽然父母很娇惯我，有时我甚至也在“自惯自”，但我最终还算是“成人”了，至少没给家人丢脸。我想，我所有点滴的成绩都离不开父母平时的教诲和培养。

父亲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对我的感情生活很是关注。记得刚跟妻子处对象的那阵，他曾跟我说过，男孩子要主动一些，要晓得关心人，要对人家负责任。那时，只要妻子到我们家来，她人还在老远，父亲就催促母亲到锅上快点烧好吃的。

父亲手巧，各种农活都是行家里手。父亲没有学过一天木匠，但我的印象中，他什么木匠活都会做。听父母讲，我们家和叔叔分家单独过时，上辈只分给了三间茅草房，其余什么也没有。我记事的时候，我们家有了老爷柜，放在堂屋里面、中堂下面，中间是一个插柜，两边是两个主柜，主要用于存放稻谷（如果柜子足够长，放满了堂屋，就叫满堂柜）。我们家的老爷柜是父亲用弯曲的柳树板拼凑起来的。要知道正宗的木匠是不会帮你用这样的材料来打老爷柜的，我估计他们也打不了。我们家一开始还不是满堂柜，后来父亲又用相同的材料接了一节，便有了满堂柜。此外还有八仙桌、勤凳、脚箱、大床等等（据说八仙桌、勤凳是木匠活中最难的，学徒的只要会打八仙桌和勤凳，他三年萝卜干饭就可以不用再吃了）。这些都是父亲利用闲暇时间亲手做的。特别是那三道滴水的架子床我印象最深，顶上的镂空图案是用吞锯锯出来的，四根站柱是用圆刨刨出来的，床沿的飞天图案是用刻刀雕出来的。我在这床上睡了好多年，好喜欢。这床现在应该还存放在妹妹家。父亲不仅会木匠活，他还是一个柳匠、茅匠、箍桶匠，我们家笆斗、“大扁”、粪桶、马桶、脚桶、澡桶、“亮子”等都是他亲手做的。

母亲和父亲同龄。听母亲讲，外祖父是一个老学究，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在当地很有名望。外祖父家是中农成份，家境不错，大舅二舅都是上学的，但那时男尊女卑，母亲没进过学堂，但她有着良好的家教，大家人家子女身上的素养她身上都有。母亲嫁给父亲后，公婆邻里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又会教育子女，大家都很尊重她。邻居都习惯称她为“新娘姐姐”，无论平辈长辈都这样叫，这一称呼一叫就是几十年。

母亲年轻的时候身体不是很好，经常生病，这可能和她孩子生得多有关。她正常农活做得不是太多，主要做些副业。母亲有一手好针线活。那时我们家人口多，负担重，穿衣绝对是个负担，我们姊妹几个身上穿的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的，而且个个穿得得体、漂亮，都让邻居羡慕死了。

母亲虽不识字，但识理。我们姊妹多，但很少听到我们吵嘴、打架，这主要是母亲的功劳。在我的印象中，父母从来没有吵过嘴，他们给我们做了样子。母亲教育我们要为人正派，待人诚恳，尊敬长辈，团结友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少时不努力，老时空悲伤”“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事非经过不知难”，这些警句名言都是我从母亲嘴里第一次听说的，至今还时常在我耳边回荡。母亲肚里有很多哲理故事，都是外公教给她的，她用这些故事教育我们成人。

母亲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入了党，做大队（后来叫村）妇女主任一做就是四十年，一直到她“退休”（母亲六十岁才退下来，虽然农村并没有退休一说），算是一个农村老干部。那时的妇女工作非常难做，特别是计划生育刚被列入国策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受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对计划生育不能接受。母亲磨破嘴皮、踏破鞋底，受尽别人的冷眼和讥讽，背后不知掉了多少眼泪，但她硬是用智慧的头脑、透彻的说理、高超的方法、惊人的毅力，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受到了领导的肯定和群众的赞同。

母亲随我搬了几次家，先是从村里搬到镇上，又从镇上搬到城里，后来在城里又搬了一次家。母亲的心情也和我搬的家一样越来越好，身体也比年轻时好多了。比起父亲来，母亲还算享了几年清福。尽管她仍然劳累，为我们烧水做饭，打理家务，但她还是觉得享了儿子福了。

母亲对我是最疼爱的。我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她比谁都着急，又是端茶，又是送水，忙个不停。我是她的心肝宝贝。但母亲对我并不溺爱，她同样对我要求严格。我从来不敢在母亲面前说玩牌的事情，更不敢把朋友带到家中打牌。母亲说，赌是万恶之源，必须远之！

二零零七年十月份，母亲患了肺癌。虽然我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品，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但终究还是没能挽留住她老人家的生命。从查出病情的那一天算起，仅仅四十八天，她就走了。母亲在生病期间，跟病魔作斗争，再痛苦都不吱一声。她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尤其没有给我添一丁点儿麻烦。母亲住院，都是姐姐妹妹在照顾，妻子忙着家里家外。但我还是觉得很遗憾，因为母亲住院，作为儿子的我竟然没有在医院陪过一天床。尽管我每天都要求陪母亲在医院住上一夜，但她坚持不让，说有姐姐妹妹在就行。

父母离我远去了，我想念我的父亲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