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陪老父亲到医院挂水，自有许多感慨。医院就像汽车修理厂，无论你曾经多么生猛，无论你开的是宝马还是小鸟，躺在病床上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这世界真的很大，不管你再强大，也要进修理厂；世界真的不在乎你，大街上仍然车轮滚滚，大海依旧潮起潮落。

今天，邻床的两位病友，又令我顿觉天下很小。8号床的中年男子皮肤黑黑的，头较小，说话响亮，与人自来熟，谈起世事似有愤慨。出于礼貌，我渺渺地与他搭搭腔。

上午，我如常陪父亲到病房，8号照例很响亮地寒暄，“老太爷来啦！”但见他身旁亭亭玉立着一位很面熟的女子，女子用热情的目光迎着我，“你是陈……”我说，“你是黄春发妹妹黄春梅，你家在界首小学对门，以前老到你家玩，你爸是黄皮匠。”我老父亲插嘴问，“黄皮匠？”女子有点羞赧，低声道，“就是黄瘸子。”黄瘸子，称呼虽不雅，但小镇人人皆知，反而将他的本名淡忘了。可我现在叫不出口，还是叫黄皮匠舒服。黄皮匠长得小巧，幽默勤快，人残志不残，妻子很听话帮他打下手，家里三男一女，全凭他的皮匠活拉扯养大。大儿子黄春发是我发小，少时玩得非常好。

老父亲看看女子，问8号，“她是你女儿？”8号发黑的脸庞看不出尴尬之色。我接过老父亲话头调侃道，“你这样说，他既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他夫人年轻，不高兴的是你把他说老了。”黄春梅趁机说，“当初被他骗走的！”8号眼前飘过一丝得意的光，说春梅是从界首考到毛纺厂的，那时毛纺厂是全民单位，春梅是厂花，云云。谈及后来双双下岗，8号仍有恨意。

7号床胖墩墩的病友，一直踞坐在床注意着我们的谈话，乘着间隙他问我，“你是交通局的吧？”我马上想起他就是历史悠久的“高邮誊印社”的老徐。老徐得知我还在交通局，连声说，“你在交通局时间长了，时间长了！”似有提拔我意。我与老徐相识于20多年前。那时我是办公室副主任，经常带晚搞文字材料。当时的主管局长喜做气势磅礴之报告，常亲自捉刀，我一把辛酸写就的稿子，有时便作批判用。甚至，明天就要开大会了，晚上讲话稿子还在局长那里等待发落，直至领导灵感突发，下笔如神，办公室马上通知“高邮誊印社”的老徐准备带夜打印。其时，互联网尚未兴起，用“四通”打字就算先进了。就这样改一张、送一张，夜幕之中，一杆人马来来回回在领导与老徐之间穿梭，如传递“鸡毛信”。老徐从病床上跑下来，一瘸一拐地对我说，“你们那个局长的字太难认了，只有你才认得出来！你人很耐婉，从不跟我们拉架子。”我猛想起老徐也是残疾人，今天真对的拐了。在“高邮誊印社”见到老徐，都是他坐着打字的工作状态，忽视了他腿不便。老徐很有工匠精神，粗糙的手指打起字来十分灵活，从未误过事。坐在“四通”面前，他如同一位游刃有余的钢琴家，又如胸有成竹的船长，给人一种职业的尊严感。他还有一个眼神不太好的男搭档，专门负责油印。老徐还在一个劲地夸我没变，我问，“现在店还开么？”“开是开着，但只能混混。”老徐仿佛还留恋着“四通”年代。“四通”打字之前是铅字打字，再之前是刻蜡纸（俗称“刻钢板”）。老徐的钢板字刻得很好，“高邮誉印社”的生意也很好。文革时期，只要有“最高指示”发布，很多群众便在誉印社门口等候传单。老徐不无骄傲地回忆：一边收听收音机红色电波传送的最高指示，一边刻钢板，听完了收音机，钢板就刻好了，随即油印成传单，“最高指示”便从老徐手中传遍大街小巷。

老徐还有一手特技，能在蜡纸上刻毛主席像。为突出伟大领袖的立体感，他发明用小锉刀轻轻锉出领袖脸部的阴影。我反问道，“你就不怕不小心锉坏了领袖的脸，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老徐唉了声，“伤眼晴，现在刻不起来了。那时生意好，除了标语传单，农村大队的工分本、生死证明，供销社的各种供应券，我们誊印社都做。”

老徐与我言谈正欢，一旁的8号不甘寂寞，响亮地对我说，“前几天春梅上班没有来，我儿子陪我的。儿子在南京拿两三万一个月。今天要不是春梅来，你我在大街上撞到也不认识，谁晓得你与春发同学……”是啊， 世界太大，世界很小，通过六个人就能认识全世界的任意一个人，六度空间理论如是说；虽说同是天涯沦落人，有时近在咫尺，形如陌路。冥冥之中，不经意处的邂逅，让人顿生欣喜，激起内心深处阵阵涟漪……

那一日，我与同事踏勘125省道线路走向。至古镇临泽，走在生锈的古街上，见一女子风风火火骑着自行车从身边滑过，俄顷，身后传来一声惊叫，“陈祥！”我正诧异，谁在呼喊本尊？那位骑自行车的女子已亮相眼前，然后口吐莲花，热情相邀下馆子吃饭。见我婉拒坚辞，她迅速取下挂在车把上的两盒牛羊肉，硬塞在我手中。我连声“不要，不要”！她不由分说，“黄春发还没有回来，下次到我们家。”跨上自行车翩然而去。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击中，两手拎着满满的情意，一路很是感动。黄春发，多年未见，但心灵相通。小时他家是我们的乐园，皮匠家有鞋楦、锤子等许多工具可敲打寂寞的时光，弥漫的皮革味、胶水味，让我们有一种自由的感觉。黄春发就像少年闰土，机智而有本领，掏螃蟹、捉“叽溜”、打弹弓、修小闸，生就一副灵巧的手。后来，他当兵转业安置到临泽镇供销社，娶了当地的“山寨妇人”。供销社改制后，他开个体客运中巴。当时我正分管交通行业，我不会很俗气地问有什么事要找，他也从来没有为自己客运的事开过口，偶尔碰面他总是憨憨地一笑。15年前，他的幼女在临泽家中从楼梯跌落，送至高邮人民医院抢救，我与在邮的几位老同学陪他夫妇在医院一整夜，天亮了，但他女儿未能再回来……从临泽回城下车，我将两盒情意满满的牛羊肉，硬塞在随行的两位同事手中，心中甚悦。

“老太爷的水挂了了！”8号响亮的声音，将我从时空交错中拉回……看一眼8号黑黑的小脸，不由心生感激与怜悯。虽说人生豪迈，从全民单位下岗后，8号从头再来，经历了许多苦难，心脏出了毛病，所幸有美丽的夫人相依相伴，有争气的儿子可以骄傲，还有大舅子黄春发……

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许多人“在大街上撞到也不认识”。生活像一串非确定因素组成的河流，不舍昼夜地前行，我们有幸成为这条河流中的一朵浪花，在某个滩头彼此相逢。尽管生命是那么短暂，尽管不是每条河流每朵浪花都能汇入大海，但惊鸿一面，彼此珍惜，心有所感，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