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小说、散文，多数是写小人物的，多数是回忆和抒写过去的人、事、情、景，受到大众持久的喜爱。

汪曾祺的作品，不仅大众很待见，在我国党政高层领导中也受到重视。1996年，扬州市领导在京向江泽民汇报时，列举了当地多位历代名人，江泽民提醒说，“高邮还有个汪曾祺！”由此可见，江泽民是知晓和欣赏汪曾祺为人为文的（见广陵书社《汪曾祺年谱》第417页，以下简称《年谱》）。胡乔木长期主管党的舆论、文艺、宣传及意识形态工作，他也一直关注、欣赏和帮助汪曾祺。

欣赏与打听。1957年3月号的《北京文艺》，刊汪曾祺的散文《国子监》。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读到《国子监》后，极为欣赏；在遇见北大教授朱德熙时，则向其推荐，并问朱是否知道作者是什么人。朱德熙告诉胡乔木，汪曾祺“是我的大学同学”（见《年谱》第97页）。

点评与助调。1979年，汪曾祺在受到不公正审查的后期，虽然不需要写交待材料了，但没人给其作结论，也没有分配工作。汪的好友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李荣、朱德熙则向当时兼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反映，并送上汪曾祺作品。李荣推介说，“此人文笔如果不是中国第一，起码也是北京第一。”胡乔木看了之后，对《塞下人物记》提了点看法，说其中的《说话押韵的人》，不是小说，而是人物素描。胡乔木提出把汪曾祺调到社科院文学所工作，并写了条子，同有关方面打了招呼。汪曾祺对胡乔木的帮助调动工作一事，心存感激，但觉得自己的本行是创作，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去社科院文学所做研究工作（见《年谱》第162页）。

推荐与搁浅。据林斤澜回忆：1980年的一天，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可能认为将汪曾祺调出北京京剧院，更利于汪的创作，就顺手在一个香烟壳上写道：“汪曾祺进作协。”当时我在北京作协的位置上，很高兴，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不料汪曾祺不肯，对我说：“你胡乔木在香烟壳上这样写，你把我当什么！”我说这个无关紧要，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有时就在手纸上发布命令。最后还是没有调成（见《年谱》第172页）。

重提与肯定。1982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到沈从文家中看望，谈起了汪曾祺的创作，认为汪的作品“无一句空话”，沈从文也说“素朴亲切”（见广东人民出版社《文人事》第79页）。春意融融，惠风拂面。一位是中共分管高层，一位是汪曾祺的老师，两位顶级人物在谈汪曾祺，是怎样的心醇气和、欢畅精彩啊。可惜，当时没有详细记录和录音，未能留下更多的交谈资料。

从上述陆陆续续的片断里，可以看到：胡乔木对汪曾祺“一汪情深”；汪曾祺对胡乔木的关心、欣赏，心存感恩，但也显露一些傲气。

一是持续关注。从1957年到1982年的25年里，胡乔木始终关注汪曾祺的创作和工作调动，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可能予以帮助，分别推荐汪到社科院文学所、作协工作，力争为其创造更为宽松的创作环境，以展其所长。

二是真心激赏。汪曾祺作品看似漫不经心、散散淡淡，实为“苦心经营的随便”，思想是内敛的、深刻的，语言是亲切的、灵动的。《大淖记事》共六节，作者在前三节中恣意地书写大淖的风景、风俗、风情，由于写足了写透了个性的大淖，才会出现不一样的人物、情态、情节，不一样的地域社会生活，不一样的伦理道德标准，不一样的思想、语言和结构。正是这种艺术的创新，特别是结构、语言上的创新，在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竟被少数评委误读了。多数评委力主《大淖记事》应该给奖。也有个别评委认为“结构松散”，不拟投票。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崔道怡当即指出：此篇结构新颖，独出心裁，别开生面。崔评委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认同，《大淖记事》终获大奖（见上海远东出版社《永远的汪曾祺》第271页）。胡乔木激赏汪曾祺的作品，认为“无一句空话”。这真是一语中的啊，说到骨子里了。在胡乔木的眼里，什么“松散”啊、“游离”啊，自然也就都不存在了。汪曾祺的作品松散吗？那是苦心经营的随便，没有一句空话。汪曾祺的作品远离现实吗？那些旧时代小人物的内心和形象，依然观照现实、校正当下。汪曾祺的作品游离主旋律吗？其作品如此久远地温暖人世、温润社会，“无一句空话”地有益于世道人心，事实上已经成为主旋律不可或缺的乐章。胡乔木确实是大家，他读懂、读透了汪曾祺。

三是身存狷傲。汪曾祺性格是多元的，主色调是洒脱随和、淡定包容、幽默有趣，但也有清高、激愤、狷傲的一面。胡乔木出于爱才用才之心，急切地在香烟壳上写个便条，为汪曾祺调动工作。要是换作别人，早就捧着“圣旨”、感激涕零了。而汪曾祺却说，“你胡乔木在香烟壳上这样写，你把我当什么！”有点不屑，推而未去。由此可见，汪曾祺尽管对江青、于会泳有懂业务的评价，尽管这些新贵们也让汪曾祺登上天安门，但汪曾祺就是不投机钻营、不投靠依附，是真实可信的。这是汪曾祺的性格必然，也是一个革命时代士大夫的内质和风骨。

胡乔木并没有因汪曾祺的每荐每拒而怠慢之，对汪的作品该读的还是读，该赞的还是赞；对汪的为人，该荐的还是荐，该帮的还是帮。不仅如此，1985年，为了接地气、打招呼，胡乔木还让自己的儿子胡石英，特请刘再复、汪曾祺、刘心武在民族文化宫饭店吃饭。一见面胡石英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父亲希望我和你们交朋友。”说得很诚恳（见刘再复：《见证胡乔木的“爱才如命”》）。胡乔木这种容人的胸襟和惜才的大度，着实令人钦佩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