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是一场浩劫。灾难性的风暴将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卷入了另册，30多岁的科技人员高人尧就是其中一位。他因“现行反革命”获罪，从北京被押到高邮县临泽公社劳动改造，在公社大院接受了革委会主任训话，明确了“四不准”：好好改造不准偷奸取巧、消极怠工，不准传播反动错误思想，不准在生产队串门，不经批准不准离开大队；只有服法接受管制改造，才能重新做人。其时，高人尧直挺挺地站着，一声不响，最后“蹦”出两个字：“明白。”于是，临泽公社朱盘大队四队的另册上就多了一个被管制的对象。

高人尧住在四队，劳动在副业队，与我工作的朱堆中学靠得很近。我耳闻目睹了一些事情，感悟了世事万千变化和高人尧多舛的人生。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高人尧，是他在副业队栽油菜，挖墒沟。他身穿黄色小棉袄、黄军裤、黄军鞋。看样子，栽菜他不熟练，可挖墒沟很用力，也顺畅，光滑笔直、深浅适宜。每天劳动量再大，他带晚也要完成，不给人留下“话柄”。

他的住处在朱堆大桥桥南西边一间茅草房，从北京带来一个大背包、一个箱子、一个网兜。没多久，与他相邻的人家以及朱堆总机话务员、信用社会计就传出了信息：高人尧的箱子不同一般，除了衣服外，箱底压着一张《离婚证》，那是他爱人被逼与其划清界限的记录，而箱内插袋上放着他俩及其小女儿的照片，两人笑容可掬、甜甜蜜蜜，小女儿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除此，还有他爱人为其准备的针线包以及吃面食时用的调料。小家的印记、爱人的心旌，全浓缩、储存在这个箱子里。后来，又有人得知，高人尧不能与其爱人通信，只能靠他妹妹转达。要知道，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竟然用大头针在《红旗》杂志毛主席像的臂膀上一戳一个洞，一直戳到毛主席像脸上，这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哪里是你戳针的习惯？你罪责难逃！

高人尧扑下身子，脚踏实地，好好地劳动，改造自己。倒是独处茅屋的时候委屈、不满以及愤懑常会涌上心头：我是党培养的专业人才，我衷心地热爱党啊！可是这顶“帽子”竟然套在我的头上，冤呀！待到次日上工，又是一门心思地劳动、改造。

冬去春来，挑河泥垩田，上小型水利工程挖龙沟，育苗植树，副业队的份内份外活，队长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全大队只有一部电话，送信、叫人的事也由他干，且随喊随到，绝不误事。队上要开植树现场会，他披星戴月地挖塘，确保植树任务完成，换来现场会的一路彩旗飘飘和赞扬。

当年清明节，祭扫烈士墓。大队领导抓革命、促生产，创新祭扫方法，将全大队的“地富反坏”分子由民兵押至墓前，全部跪下。哀乐声牵出的是批斗声。此时的高人尧跻身其间，跪地直立，一脸肃穆。高人尧后来对人讲过，他在原单位被批斗时，有人在其身后猛踢他的腿让他下跪，他依然硬梆梆地直立着。而烈士坟前的高人尧模样，与其他“四类分子”不同，面对烈士的英魂下跪，那是他一种自觉的心灵的救赎。清明节扫墓，让更多的人认识了高人尧。有人背后说他硬气，跪得纹丝不动，有人知道他“现行”的细节，对他产生怜悯之心，私下议论：高仁尧不是坏人。

社员群众眼里“不是坏人”，高人尧却把自己当“坏人”待。除了近邻，有人想与他谈谈说说，他摇摇手，对人“敬而远之”，匆匆而行。

人心是杆秤，时间长了，同情关心高人尧的人多了起来。有人给他带几把青菜，有人送来一个南瓜，有人帮他缝被子，还有人上镇办事时带他一同去，好让他冬日也洗上一回澡。有一年正月“落灯”，在朱堆中学烧饭的万大妈，知道高人尧平时吃的酱油煮面，特地给他做了一碗调味齐全的阳春面，并告诉他，“上灯圆子落灯面”，你就入乡随俗吧。

说来也怪，自清明批斗后，大队没有再批斗过他，也没让他挂过牌子站大桥。朱堆中学有一个篮球架、半个篮球场，高人尧加入了玩篮球的行列。只要玩球，他自己与师生都不会把他当着管制对象。他与朱堆中学的年轻师生成了球友，有时他收工以后在此玩得很尽兴。有人以他被管制为由认为不妥，朱堆中学校长有他独特的想法，让他参加体育活动有利于他的改造，他还有重新做人的时候。

高人尧要“重新做人”是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的事。当时，处理了住处、副业队的有关事情，由大队会计送他到公社办好最后的手续，一切都顺利，可是在一些言语措辞上发生了争执。我当时已调到公社工作，见到高人尧一反常态，不像往日寡言少语，而是厉语连连，激动不已。他说:“我的名字叫人尧，上人希望我当人杰，现在我只要做人，我是一个人，不是人渣！”经在场人解释，争执平息了。高人尧同志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与大家告别，也与我握了手，然后大步走出办公室，走向镇北的汽车站。

几十年过去了，高人尧也垂垂老矣，他绝不会忘记在朱盘的岁月。时光的小鸟衔去历史铅华，朱盘大队许多人也仍然记得曾被打入另册的高人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