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史无前例的，它的遗痕至今让人刻骨铭心。穿过时光隧道，我将耳闻目睹的和亲历所为的，絮语如后，以不忘过去，昭示未来。

因评诗而遭追查

《西沙之战》是诗人张永枚的一首诗作，它扬我国威、铸我军魂，浓墨重彩地折射了当时的时代色彩和价值取向，传读它、议论它是很自然的。高邮县一沟公社插队知青习康，颇有文学天赋和才气。他对这首诗进行点评，像批改学生作文一样，还加上了眉批、总批，充分肯定了它的长处，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它的不足。然后将批改后的诗作油印成册，寄往北京等地一些单位。殊不知，张永枚是奉命而作，是有来头的。于是，文革宣传领导机构委派新华社记者专程来高邮追查。因为我与习康是房门相对的邻居，就被从农村叫到县里讯问。我记得记者姓袁，他问我，习康平时表现怎样，与哪些人接触，特别是他的背后有什么人指使、教唆，故意与张诗较劲，为它抹黑。我如实说了，否认了袁记者的推测。袁记者再三追问，又向其他人查问，都没有得到想挖到的“黑根”，只好悻悻离邮而去。而此时的习康正耕耘在希望的田野里，根本不知道“灾祸”与他擦肩而过。

曹耀琴锒铛入狱

我与曹耀琴是同学，也是好友。文革期间，不少人都染上派性，有的膨胀到狂热的程度，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尽管我俩观点对立，但是邮城相聚，依然十分友好。他思路敏捷，反应也快，常口若悬河地议论世事，毫无遮拦，为日后的遭灾埋下了“祸根”。

有一天，我在临泽农中广播喇叭中获知，县里正在人民剧场召开批斗大会，并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现场播送。大会上宣布，对顽固到底的死硬派“5·16”分子、即现行反革命曹耀琴予以逮捕法办。我心里陡生问号，耀琴何罪之有？

我上城打听，方知被关进集中营式学习班的他始终不承认是“5·16”分子，但他的“反动日记”被查获，日记有些不满现实的话（没有反党言论），也记下了生活在外祖母（地主）家的幸福童年，还向往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生活。后来我见到过一张香港湾高楼林立的照片，有他的加注：从某处到港约需多少时间——这就是他企图“出逃”的铁证。他戴住铁铸的大帽子走进了牢房，成为全县教师中以现行反革命坐牢的第一人。

有些好心人知道我俩关系，特地关照，一定要与他划清界限。待几个月后因定不了他的罪，他被释放，我俩一见如故，絮语绵绵。

众矢之的”李庆生

在老“左”的眼里，文革中的李庆生已成了“众矢之的”，许多教师和社员群众却认为他是恪尽职守的中学教师。他的灾难，源于有人揭发了两条罪状。一是他曾经说过，“毛主席再活50年就好了。”这怎么行呢？大家都喊毛主席万岁，你为什么咒骂老人家呢？二是他说，“我夏天不怕太阳晒。”太阳就是毛主席，你胆大妄为地居然说不怕，该当何罪！加上把他日记里的话斩头去尾，于是，他成了反革命重点人物被加以批斗。

批斗大会规模是空前的，有主会场、分会场。李庆生的反革命材料一直发到居委会、生产队。他当过志愿军战士，面对批斗，一身正气，大胆地将挂在颈项的“反革命分子”牌子踩在脚下。后来，他被押往农村监督劳动，批斗如影随形。一次，老“左”纠合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又对他进行批斗。他挣脱押他的人的手，一下子跳到河里。老“左”高喊：“痛打落水狗！”有好心的人齐叫：“快救人，不要闹出人命来！”深谙水性的他心中有数，从容地游了一段才上岸，站在河坂上，一种“我自岿然不动”的样子。

面对批斗乐悠悠

吴院长是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革命、老医师。他始终践行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但在文革却遭到批判。面对批斗，他坚毅从容，有时还乐悠悠地面对有关活动，书写了特殊岁月的特别人生。

闹市区的中市口，是他挂牌子示众的地方。他挂牌子不像其他人那样“老实”呆着，而是患“多动症”似地不停变化动作：或者捧着牌子看——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吴某某；或者将牌子垫在屁股下坐着；或者跑到街旁边店堂里与相识的人唠叨一阵，喝上两口递过来的茶水。最惹人注目的是，他挂着牌子打弹子球游戏。把一个有弹簧的拉杆拖出来，然后松手，弹子球就沿着一定的轨道、穿越众多阻挡，或进入有糖果、鸡蛋等物的洞内，就有所获；或者滑入斜面最下面的空门，那就一无所获。一分钱一次，小孩子玩得多，是想碰碰运气。吴院长一天花几角钱，玩几十次，他不图所获，只是在一次次弹射弹子时显现一种发泄和取乐，也是对当时事态的一种抗争。他玩此游戏，围观者多，摊主偷着乐。有老“左” 干预。众人反对，这犯什么法？只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