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位朋友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汪曾祺先生早年发表的一篇散文《我是怎样和戏曲结缘的》，细数了汪老和戏曲的历历往事，反复阅读，颇有意趣。对于家乡戏，我也算是一名业余爱好者，因为平时喜欢唱上两嗓子。说起我的扬剧戏缘，可以追溯到三十多年前。

那时的农村，只有人家红白喜事才会唱戏。舞台道具很简单，两张八仙桌一拼，铺上一张台布，八九个人围坐桌前，铜锣、鼓板、唢呐手各一名，两位琴师加上三四个演员，年轻的饰演小生、花旦，年长的饰演老生、老旦，演员既不着戏装、也不化彩妆，只将戏中人物一一商定妥当，但听一声锣鼓，小生或者花旦念白登场，一场“大戏”便拉开序幕。那时候，农村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只要有戏看，人们都非常兴奋。早早吃了晚饭，扛着板凳赶到演出现场，你一句我一句议论戏目的内容。小孩子喜欢热闹，有的围观锣鼓琴器，有的三五成群打闹嬉戏……父亲将装有空白卡带的老式三洋录音机放到桌子中央，鸣锣开唱的一刹那迅速按下录音键和播放键，一边细赏聆听，一边和着节奏用手轻拍桌面。我坐在母亲身边，虽然听不懂唱词，但却极喜欢温婉柔和的扬剧曲调，整部戏唱下来，听着大人们的议论，也能知道个大概情节。

记忆中的第一部戏叫《公堂认子》，讲述的是一位叫张春姑的少女卖身葬父，被路过的官家纳为小妾，惨遭原配嫉妒陷害，春姑母子历经挫折与丈夫相认于府衙大堂的故事。只见拉琴的老头用松香来回擦拭琴弓，嗡嗡调试音准之后，一手按弦，一手拉弓，双目微闭，摇头晃脑，很是投入。女主角开场便是一大段如泣如诉的“哭小郎”（曲牌），叙述自己的悲惨身世，看得身旁的奶奶和母亲不停地抹眼泪。我正有些不耐烦，男主角手持一把折扇登场了，嗓音清亮，唱腔柔稳，两段“梳妆台”（曲牌）一气呵成，很是好听……等到搭救春姑的渔夫上台，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台上的老生咿咿呀呀唱个没完，台下的人们打呵欠的打呵欠、打瞌睡的打瞌睡，我和弟弟早就撑不住了，央求母亲和奶奶收拾凳子回家睡觉。一路上月影浮空，白光如水，几片淡淡的薄云轻轻掠过，增添了一份诗意、一份朦胧。母亲唠唠叨叨，怪我们扰了她看戏的兴致，我和弟弟默不作声，踏着斑驳的树影，耳畔似乎只有一丝落花的微响，还有那渐行渐远的锣鼓声。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老金家的上海亲戚送给他一台唱片机和多张扬剧唱片，大家一有空就往他家跑。听得最多的当属《僧尼下山》《王樵楼磨豆腐》《王瞎子算命》等滑稽戏，还有姚恭林老师主演的金派扬剧《方卿羞姑》。夏过秋凉，经常看见许多邻里聚集在老金家，边听戏，边拣棉花。《王樵楼磨豆腐》中的“五更天”、《王瞎子算命》里的“算婚词”被我们唱得滚瓜烂熟，有时候一高兴，大家就你一句、我一句唱上了：“一更天磨豆腐，什么东西来吵闹？蚊子来吵闹。蚊子怎么样地叫？蚊子嗡嗡嗡地叫呀……”老金看我们唱得欢，让我们比赛唱《方卿羞姑》中那段著名的“三年前”，谁唱得好，谁就是小戏王。于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小伙伴们都在努力学唱金派“梳妆台”（曲牌），尽管最后唱得“惨不忍睹”，但是因为那一次的“攻坚”，竟让我痴迷上了扬剧金派，一直到现在。

老金家的唱片机和父亲的三洋录音机，作为我戏曲的启蒙平台，伴我度过了六年的小学时光。初中以后，学业逐渐繁重起来，扬剧也从我的生活中渐渐淡去。只有在周末的时候，从乡镇的有线频道中才能看到整折的扬剧视频；或者在乡人操办红白喜事时，才能听到那婉转悠扬的扬剧曲调。后来上高中、念大学，一别又是很多年……

大学毕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打开了扬州扬剧网，看到网页上丰富的视听版块，心里一阵窃喜，庆幸扬剧又回到了我的生活里。通过扬剧网，我听到了许多以前没有听过的剧目和唱段，也认识了很多扬剧名家和票友。在2012年的一次演唱会上，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扬剧金派传承人姚恭林先生。先生谈吐儒雅，风度翩翩，一点没有艺术家的架子。他很配合地跟我合完影，便聊起了金派艺术，从他的恩师金运贵创立金调，谈到了自己拜师学艺的艰辛，期间多次现场示唱，对我吐字、行腔中存在的问题，逐一纠正指导。他鼓励我多听、多看、多唱、多揣摩，从前辈的字里腔间汲取营养、博采众长。此后，因为票友活动，先后与先生在扬州短聚了几次，每次见面他都毫无保留地帮我们规范字口、指导声腔。言谈中，我不但能感觉到先生对晚生后辈的殷殷期望，更能体会到他对金派艺术传承的深深忧虑。作为一名年过七旬的老艺术家，仍然保持着如此强烈的责任意识与忧患意识，不禁让人心生敬佩。

烟雨的清晨，走在杨柳轻拂的湖堤上，笙歌飘渺，暗香浮动，觉得那或近或远、或急或缓的悠悠曲韵，就像是花旦手里的水袖轻灵妙曼，又如同小生手里的折扇清新雅致。扬剧那恬静如水、温婉质朴的风韵，将伴随我走向岁月的深处，一直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