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论周荣池的《村庄的真相》

青年作家周荣池继出版长篇小说《李光荣当村官》《爱的断代史》、短篇集《大淖新事》、散文集《草木故园》等之后，近期又推出长篇散文《村庄的真相》（以下简称《村庄》，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11月版），这证明他已经成长为里下河作家群体的中坚，而且有着不可小视的创作实力与潜力。

周荣池是继新疆的刘亮程、北京的苇岸、河南的蒋建伟、台湾的许达然之后，又一位致力于创作乡土散文的当代作家。而他与刘亮程有所区别，后者以单篇形式一一描述其“一个人的村庄”，而他则是以“一本书”的“长篇散文”，去描述养育他的那一块热土——座落于里下河地区高邮地界、由“三荡河”养育的一个名为“南角”的村庄。而这种重拳出击的方式与他喷薄的激情，伴随着他严峻的思考，确确实实让我和他的读者为之感奋和感悟。

《村庄》的内容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事”，分写乡村的生计、手艺、农事、渔事、节刻、邻里、乐事、年关、学堂，下部“物”，分写乡村的草本、树木、牲畜、鸟雀、虫豸、器物、农具、庄稼、菜蔬、吃物。两部分完整地描述作者关于南角庄“废村”的童年记忆。听作者说，这部著作思考、写作五六年，几易其稿方成。如此认真，是因为他要把自己“严峻的思考”严谨地表达出来。作者“严峻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村庄已经废弃，家园已经丢失。而我希望在纸本里寻找的不是故乡，是一种对家园丢失城乡对抗的缓解”。因此，全书的叙述是建立在这种乌托邦式的“缓解”的基础之上。众知，当代的乡土文学所选取的视野，是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的历史进程中，两种文明的激烈碰撞与对抗中人性和社会道德、伦理的嬗变，所表现的是社会心理的焦虑和疼痛。在周荣池看来，随着现代乡村日益城镇化的推进，那些体现农耕文明、本该属于儿时记忆中南角庄的“事”与“物”及包纳其中的美好东西，日益稀少以至消逝殆尽，这是作者心中难以逆转、难以缓解的疼痛。而他只有把这种刻骨铭心的疼痛，通过自己对“废村”的回望和再现，才能渲泄自己的痛苦——可见，作者的初心如此。

其实，写作《村庄》的作者也很眩惑，自己也说不清楚“缓解”两种文明碰撞与对抗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里。创作往往需要眩惑，作者只有在眩惑的状态中，通过眩惑的描述，才能面对读者把描述对象的意义，演绎成为一个未知结构的审美空间。太过理性的寓意或图解，恰恰消解了文学本体的价值。与思想眩惑相一致、相协调的，是全书所采用的“隐喻”的叙事方式。对于这种“隐喻”方式，作者在两处进行了不自觉抑或有意识的点明。第一处，是贯穿全书的父亲以阿Q式的麻木所表现的对“废村”的耿耿不舍及对乡村城镇化的格格不入，以把他处理成南角庄的最后一位与现代文明逆向而动的村民。第二，作者特意交待了关于自己卑微和屈辱的出身：贫苦的父亲在三十四岁时娶了残疾的母亲，生下作者之后母亲因多病而无法哺乳，“我”则靠吃米粉和村里别的女人甚至包括吃一个痴呆女人的奶水长大；对此作者看作是自己儿时的一种“耻辱”和永久的痛。显然，这是违背伦理、悖反道德的儿童心理和成年之后的心理错谬。父亲对城镇化的抗拒和自己对痴呆乳母的伦理错谬，暗示了全书反文明、反伦理的叙事基调和一种特殊的心理叙述视角；两者的整合，应该看做是全书整体构思的特别设计。笔者以为，读者只有抓住了这特别的叙事基调和视角，才能破解作者全书关于“废村”叙事的全部意义。

于是，周荣池的“废村”叙事充满了悖论的意味。他要求读者：一切都须颠倒了看、倒退了看，必须以“我父亲”和“我”的另类眼光和心理，来倾听“我”的讲述。这种叙事视角与福克纳在《喧哗与躁动》中采用“伟大的白痴”班吉的感觉叙事相仿佛，与莫言在《丰乳肥臀》中采用恋乳而长不大的上官金童作为叙述人展开叙事相类似，让叙事变成了阐释悖论的言说，而且还带上几分庄严的反讽色彩。无论是叙说南角庄村民与“事”与“物”的关联，还是叙说这个村庄的人们与那些“事”与“物”的依存，都是反文明、反伦理叙事的意味，进而也是反哲学意义的叙说。惟其如此，那些关于“废村”的记忆全部变成了美好的回望，农耕社会文明成为永远挥之不去的靓丽风景，于是作者也成了反哲学叙事的乡村哲学家。

表面上看，这些反文明、反伦理、反哲学的叙事仿佛是痴人说梦，工业社会文明有什么不好？现代信息社会所创造的科学文明的进步有什么值得非议？说到底，作者并非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然而，现代工业社会与信息时代在替代农耕文明之后，也同时淡化以至消弭了其精神层面的伦理、道德、教育、人性等等方面的传统文明。所以，周荣池的梦呓和他乡土哲学里隐匿着它叙事的价值。这些价值的意义是：第一，里下河地区农耕文明里的风景风情风俗风物，是永远留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不灭记忆，所附丽的伦理与人性等精神文明——天人合一的依存和谐、苦难贫穷中的抗争不息、亲情友情的相济相濡、人对土地的率真膜拜等，依然具有传统性与现实意义。第二，写作是作者的精神还乡和梦的寻觅，作者不仅发掘南角庄的风景风情风俗风物之美，而且还着重发掘原生态的泥土味、庄稼味和血汗味，从而寻找命在草根、魂在乡愁的精神栖息之源。这两点是作者创作初心的破解，也就是说，他以此诉求他的梦呓，以“缓解”日益丢失的“城乡对抗”的伤痛；他爱现在，但更爱那梦呓中的伊甸园。

上述可见，周荣池是一位极富爱心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在人性渐渐异化、道德日益泯灭的当今，几千年优良的中国伦理道德传统仍然需要批判继承与发扬光大。笔者认为，周荣池是以《村庄》在当下进行他的道德精神的救赎，即以里下河地区农耕文明的伊甸园，来思考当代人该如何进行“精神还乡”。西方杰出的文艺家、美学家的心目中，都十分看重道德理想和人文传统的继承，他们把这看得远比社会历史的进步更为重要，看得远比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科学理性的现代文明更为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读者才能真正理解和认知周荣池《村庄》所诉求的理想和道德良知。

全书揿定了梦呓般的叙事格调。为创造梦呓的审美效应，作者采用了缓慢、轻俏的叙事节奏，并注意营造它抒情诗的言说氛围，于是，整体叙事表现为轻着落的艺术呈现：叙述的腔调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没有嘈嘈急雨的磅礴气势，没有故意描述恢宏的场景与画面，而是采用“事”“物”及“人”细节的拼接，且作分类的组合，就中溶解作者的草根之情；同时，作者在叙说中间又把悖论式思维化作几分机智诙谐的议论，以适应南角庄的浑朴之神气、语态和韵味。因此，全书创造了抒情诗般的隽永低诉的叙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