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家乡高邮，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高邮的美食。而高邮最著名的美食非咸鸭蛋莫属。

汪曾祺先生在名篇《端午的鸭蛋》中，倾诉了对家乡的一片深情。文章以“家乡的端午”开篇，直接切入主题，用家乡的风俗引出下文。一系列家乡端午的风土人情进入我们的视野：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喝雄黄酒、吃“十二红”等等。这些也许只是水乡高邮特有的风俗，在汪老笔下，都被描绘成最珍贵的回忆。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于平淡、自然中，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故乡的思念。

然后，先生笔锋一转，让他倍感自豪的还是家乡出了名的咸鸭蛋。在这满怀故乡情结的美文中，“著名的麻鸭品种”、“善腌咸鸭蛋”的高邮人、别处没有的双黄蛋、质细而油多的高邮咸蛋，甚至用鸭蛋做成的“朱砂豆腐”都成了他笔下那么自然、那么骄傲的描述对象。

在外乡人眼里，鸭蛋除了端午节是应景食品，平时只不过是一样佐粥小菜。不就是一枚小小的鸭蛋吗，有什么值得歌颂的？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爱屋及乌吧。汪老热爱自己的家乡，家乡的一草一木在他的心里都是珍宝，作为美食家的他对家乡的鸭蛋更是情有独钟。他把对家乡的爱都集中在一枚小小的鸭蛋上，小小的鸭蛋有着说不完的美妙之处。他是借故乡的鸭蛋，表达一份浓浓的思乡情。倘若没有这种特有的故乡情结，谁能从再普通不过的端午鸭蛋中品出如此美妙的滋味?

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以至于每读一遍都会想起我的故乡，想起我的亲人。

记得很小的时候，跟随着下放在小镇上的父母住在医院的宿舍大院里。夏季的傍晚，几乎家家都搬出一个小饭桌，很多人家都煮上一锅绿豆稀饭，配上佐餐的炝黄瓜、大头菜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谈着家常，一边喝着稀饭。偶尔有一家煮了几只咸鸭蛋，那家的孩子会故意在餐桌上用力多敲几下，然后，剥去顶端的蛋壳，用筷子轻轻一戳，当黄澄澄的肥油顺着蛋壳流出时，故意用嘴咂吧出声音，唯恐其他人不知。其实，那时的我家也有咸鸭蛋，是妈妈用平时节省下来的菜金买回来自己腌制的。但是，非得等到在县城上学的姐姐回家才能煮上几枚。每到这时，我都眼巴巴地在厨房等着，不时地问妈妈鸭蛋熟了没有。刚出锅的鸭蛋太烫，妈妈把鸭蛋放在盛满凉水的碗里降温，当温热时，我就拉平护衣的下摆，建议妈妈给我一枚。于是，我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带着鸭蛋在大杂院里到处飞奔，迎来的是羡慕的眼神。最后，就让妈妈一刀从中间剖成两半，姐妹俩一人一半就着白粥，享受着舌尖上的美味。那时的我特别馋，很快狼吞虎咽地吃完，然后直勾勾地看着姐姐手里的那半只。每次，姐姐都主动分出一半给我，然后说一句：小馋猫。

后来，轮到自己出去上学，总觉得假期太短，多少话还没有跟妈妈说完，又要回到那个不是家乡的地方。临走时，妈妈总会买些茶干、董糖、大京果等食物，每次的花样不同，但每次都会煮上十只我最爱的咸鸭蛋，让我带到学校与外地的同学一起分享高邮的美味。每次都是爸爸帮我背着重重的书包送我到车站，离别的行囊里装着满满的慈爱和乡愁。

那年父亲去世了，从无锡赶来吊唁的大表姐哭着说起一件事。“文革”后期，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的父母下放农村医院，在省城《新华日报》社工作的姑父则带着全家下放到盐城《盐阜大众报》社做副总编。因为当时不能适应苏北简陋的生活，姑妈郁郁寡欢；大表姐也一直生病，休学在家，闹着要吃老家的咸鸭蛋。我的父母得知后，托人从乡下挨家挨户询问，好不容易凑了五斤鸭蛋，用黄泥腌制了。因为当时交通不便，怕路上颠破了，便跟邻居老奶奶好说歹说借了一只白铁皮桶，再到政府部门要来一沓旧报纸，一只一只卷起来码好放在桶里。父亲坐了一天一夜的轮船才到盐城。因为是夏季，船上的蚊子、臭虫遍地，父亲被咬得浑身大包。姑妈看到疲惫不堪的父亲时，嚎啕大哭。表姐接着说，以后，他们家每每吃到咸鸭蛋，都不忘念叨大舅几句。

其实，在我心中，家乡的鸭蛋与汪曾祺先生文章中的鸭蛋是一样的。鸭蛋是我心中的牵挂，是我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