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上初三的时候吧，我们的数学课学到了圆。老师叮嘱同学们要准备圆规，商店里便宜的圆规只需五毛钱，但老师告诉我们那种圆规不好用，且极容易坏，最好买那个一块六的不锈钢圆规。可我们当时一学期的学费书钱加起来不过五六元，买只圆规就一块六，而且这种东西又不像钢笔常用，只是做到关于圆的习题时才用到，不学圆也就不用了。很多人家买不起，也不值得买。于是老师就将同学按照座位靠近的分成四人一组，每人只需出资四毛钱，圆规归集体所有。我、我的女同桌、“柳湘莲”及他的男同桌，我们四人分到了一组。“柳湘莲”因长相俊美，酷肖《红楼梦》里的柳湘莲，我们暗地里叫他“柳湘莲”。他是班里的数学课代表，四个人中，他职务最高，我们自然而然地把钱都交给了他，让他代办。圆规买回来了，“柳湘莲”交给我的同桌让她保管。我看见同桌从家里找了块旧绸子将圆规裹住，小心翼翼地放在文具盒内。做习题时，我们四个人一起做，同桌自己先用，用完给我用，而后我转给“柳湘莲”，再转给他同桌。我们每个人捧着圆规都如同捧着一件敬神的祭品一样虔诚，圆规的不锈钢材质闪着凛凛寒光，辉映出我们朦胧扭曲的脸庞。做完关于圆的作业，我们背着书包陆续回家。我们眼盯着女同桌将我们的圆规像圣品一样用绸子裹起放入文具盒，再将文具盒连同书本放入书包，又眼追着她出了教室门。圆规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圆规将我们四人牢牢地拴在了一起。在圆规这个问题上，我们四人处在原始共产主义时期。

有一天早读课，女同桌被老师唤去办公室订正作业。男同桌向“柳湘莲”爆料，他昨天晚上到他姨娘家去玩，发现上小学三年级的姨娘的女儿和一个女同学在用圆规画图。细问之，那女同学却是我们女同桌的妹妹，圆规是她姐姐借给她们用的，而且已经用了十几次了。由于圆规好玩，每次来，他姨娘的女儿都大方地打开自己的饼干铁盒子，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动物图样的饼干慷慨地给她同学吃。

她竟私自将我们的圆规拿给他人用，弄坏了弄旧了怎么办？还换了零嘴吃，那饼干多诱人啊。我们心里老大不自在了。后来又听说她姐姐用圆规剪花样子。毫无疑问，原始时期的公有制集体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私有制的萌芽。起先“柳湘莲”这个小部落的酋长还忍着，但是架不住同桌的絮叨，他终于行使了权利，让女同桌将圆规交由男同桌保管，以示警示。

正当男同桌心满意足地保管着圆规之时，却是这个集体逐渐分化瓦解之日。忽然有一天，女同桌掉头向酋长严正声明，她要退出这个集体了。原因是她的姑父从上海回来探亲，送给了她一只沪产的圆规，她不需要这个集体了。说着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只精致的小木盒，轻轻吹了吹，仔细打开，里面宝蓝色的金丝绒垫着一只寒光闪闪的圆规。我们三人不吭气，嫉妒得谁也不理她这个茬。过了几天，她不再忸怩，直接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提出要要回她的四毛钱。酋长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只圆规你已经用了两个月了，不能原价退给你。这样吧，我们三人每人拿出一毛钱，退给你三毛。你们看怎么样？我没言语，男同桌不乐意了，我们又没推她出去，凭什么要我们多出一毛钱！酋长再三做工作。男同桌勉强同意了。

革命的步伐还在向前发展。不久，男同桌说，他的爸爸去宝应伯伯家看望爷爷，伯伯给了一只堂哥用剩的圆规，虽然半新不旧，但总可以一个人拥有，没有大家合伙用一个的拘束。他也要求退钱。酋长没有办法，只得援引前例，由我俩一人退一毛给他。可是男同桌赤裸裸地说，女同桌用了两个月圆规，还给她亲友用，却只花了一毛钱，而他只用了两个半月，就花了三毛钱。太不公平了。酋长跟我商量，要不我们多给他五分钱，怎么样？我大喊，别的小组只要花四毛钱，就可以用圆规了，而我却要花六毛五才能用到圆规，这合算吗？酋长想想也对。只是男同桌催钱催得急，左右协商都不行。酋长提出，他退给男同桌一毛五，而我仍然退一毛。已经拖了一段时间，想想大家都没钱，男同桌也就同意。现在只剩下我和酋长了。此时他还能叫酋长吗？只两个人的集体。没有了他人的干扰，我们很默契地传递着圆规，有一种不为第三者知晓的欣喜感。后来酋长不知从哪儿也搞到了一只旧圆规，那只圆规实际为我一人所用。圆我们也学完了，进入下一单元。那只圆规就寂寞地躺在了我的文具盒内无人理会了。他这个酋长也算做到头了。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我们喋喋不休地算计着，但我们的心情却是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质，有一种躁动的静谧和静谧的躁动如祥云般始终笼罩在我们心间。

回首已不见，青春不留白。三十多年过去了，每每忆及此事，总有种温馨的伤感萦绕心头，久久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