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底以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扬州考古队组织，高邮文物局参与，对高邮北门瓮城遗址进行了四次小规模的科学考古。遗址发现的宋、明、清不同时期城墙遗存和珍贵文物，佐证了高邮古城变迁的历史。近期，北门瓮城遗址公园和北门瓮城遗址博物馆建成并向公众开放。值此时机，感觉有必要重新捋一捋高邮北门曾经的那些事儿。

一、北门瓮城始建于何年

高邮城池与北门瓮城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始建高邮古城的年代应该就是始建北门瓮城的年代，然史实并非如此。高邮秦设邮亭，汉初置县，历经隋唐两代的长足发展，其政治、经济、战略地位愈益凸显。北宋开宝四年（971），高邮建制由县升格为军。《舆地纪胜·高邮军》引《太祖实录》诏文称：“惟彼高邮，古称大邑。舟车交会，水陆要冲。宜建军名，以雄地望。”二十四个字，将高邮建制升格的理由表述得十分充分，既有“古称大邑”的历史优势，又有“水陆要冲”的区位优势，建“军”名副其实。高凝是高邮军首任太守，雍正《高邮州志》载：“高凝字禧文，开宝四年由高邮知县差知高邮军事，有筑城功。”他因时顺势，始筑高邮军城池。巍巍古城雄踞于运河要津，至今已近一千零五十个春秋。

高邮城池的规模《高邮州志》有确切记载，“周围一十里三百一十六步，高二丈五尺，面阔一丈五尺。四围皆有濠堑。” 初建之军城，虽“四围皆有濠堑”，有护城河环绕，但从严格意义讲，还是一个比较简陋的城，没有城楼，没有雉堞，没有南北水门及市河，虽有四门然尚未命名，当然也未有瓮城。因此，高邮建城与建瓮城的时间并不同步。直到两百余年后的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郡守范嗣蠡方建城楼于四门之上，并分别为四门及城楼命名，开南北二水门引运河水通市河亦在此时。此后不久，南宋嘉定七年(1214)，增设四面库城（瓮城）。如此，高邮城瓮城从始建到今日北门瓮城遗址考古发掘，其间相距八百多个年头。

有人曾经问及：高邮古城为什么在建成之后两百余年，方才建四门城楼和瓮城？对此史志上没有留下明确答案。笔者的理解是：城楼与瓮城，虽有壮观瞻之作用，但最重要的还是其军事上的防御功能。时也势也，北宋之时，高邮还是一个安享太平之地。悬揣高凝建城之初衷，恐主要是为顺应建制升格，“以雄地望”，其军事防御功能尚不显著。而到范嗣蠡当政之时，高邮一带早已成为抗金的重要战场，增建城楼、瓮城等防御设施势在必然。

二、北门瓮城被毁的时间

高邮城池建成之后，历代皆有增制或营缮。《高邮州志》记载，明洪武初年（1368），高邮州首任太守黄克明以砖加固旧城，增砌雉堞。至此，高邮城从城墙、城河、城楼、瓮城、雉堞、水门以至窝铺等，已经成为一座结构合理、功能完备而又雄伟壮观的古城。明清两代高邮建制升格为高邮州，因此，现存的《高邮州志》，包括隆庆、雍正、乾隆、光绪再续、民国三续《州志》，所收城图皆为《高邮州城图》。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历经战火和水患等自然灾害，古城屡有损毁甚至倾圮。因而修缮城墙成为州城当政者一项责无旁贷的要务，仅《州志》记载的较大营缮工程就不下二十次之多。清雍正二年（1724），知州张德盛初至高邮，“凭舆四眺，则颓垣废堞累累相望也。而东北之隅几缺其半，陴以外可蹑而登焉。”（张德胜《重修州城记》）断墙残垣，满目疮痍，东北一带损毁尤其严重。于是张太守带头捐俸并募集民资，大修城垣废缺。修竣之日，自为之记。乾隆九年（1744），许松佶任高邮知州，这是一位以勤廉著称的官员，嘉庆《高邮州志》评介他“性亢直，在任多善政。素节俭，自俸甚薄，约束诸吏役严而有法，清名彻远近。”他修缮城墙，将城楼装饰一新，并为四门城楼重新命名。后升海州知州，官至江苏布政使司。道光二十二年（1842），左辉春任高邮太守，其政声卓著。光绪《再续高邮州志》称其“任邮未满三载，百废俱兴”。因见城垣坍塌，他捐廉银并率绅富捐款。修竣后复立四门旧额，再更四城楼名。自撰《高邮州修城记》，其碑至今仍在文游台院内。

1939年10月，日军侵占高邮城。杨汝栩先生撰文《北门沧桑》回忆说：“北门有三道城门，进了第一道城门，先得向右，顺着内外城墙之间的巷道往西，绕一个U形的圈子再向南进第二道城门。二道城门里有座关帝庙，庙门往南又有一座城门，进了这第三道城门才算真正到了城里。”这是有关高邮北门双瓮城构造的一段真实而详细的记载，说明高邮城在沦陷日军之前，北门瓮城依然存在。杨汝栩先生说，日军为了军用卡车进出城门畅行无阻，“从四乡八镇抓来大批农民，昼夜施工，强行拆除越城（瓮城）。同时，强迫北门外大街的店面一律后退三尺，把连接城内外的街道拓宽取直。”据此可知，高邮北门瓮城最终是毁于日本侵略者之手，距今不过七十余年。

时光延续到1956年，京杭大运河高邮段改道，裁弯取直，在东堤外开新河26.5公里，高邮城墙西侧被拆除。为让道宝塔，在河道中间留下了一个约四十亩的小岛。原围合于城内西南角的镇国寺塔雄峙于河心岛上，成为几千里运河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因和平建设年代，城墙失去其军事防御功能，加之年代久远，毁损严重，1957年11月，通湖桥至北门口城墙被拆除。至1972年，除留下东南角122.7米的城墙遗存，其余均拆除。

三、北门与北门城楼的命名

如前文所述，高邮城四门及城楼命名始于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范嗣蠡任军守之时。初名南为望云门、蕃江楼，北为制胜门、屏淮楼，东为武宁门、捍海楼，西为建义门、通泗楼。古城历经沧桑，四门之名一直为后人沿用而未改，现存南门“望云门”石额即为重要的实物见证。而四城楼名，在有清一朝曾两易其名。对于高邮城门、城楼的命名以及城楼的更名，地方史志上未作诠释；但是不可否认，这些名称皆与其地理位置和历史典故有着这样那样的内在联系，有的背后还流传着一些或口口相传、或鲜为人知的故事。在此不妨以北门为例作一些粗浅的解读，以就教于方家。

北门曰制胜门，“制胜”二字出自成语“克敌制胜”。古城高邮是一座历经战火洗礼的英雄城市，如今，刀光剑影早已黯淡，烽火硝烟也已远逝，而那一幅幅史诗般的画面，一个个英雄传奇式的故事，却已镌刻在斑驳的城墙之上和人民的记忆之中。“制胜门”命名于1185年，此前，江东宣抚使韩世忠于绍兴四年(1134) 率军在高邮（时为承州）北门一带连续击败金兵。《宋史·高宗纪》载：“冬十月戊子，金人攻承州，韩世忠遣将成闵、解元合兵击于北门，败之。十一月乙卯，韩世忠遣兵夜劫金人营于承州，破之。”次年春，南宋宰相张浚代表朝廷来邮抚军，登上北门城楼检阅军队，视察防御工事，坐镇指挥抗金。张浚虽官居高位，却十分亲民。雍正《高邮州志·瞻衮堂》记述他曾在北门小憩，与将士一起坐饮品茗，亲切交谈。处于抗金一线的将士，能够亲见和蔼可亲的朝廷要员，群情沸腾。而地方当政者亦以宰相到此为无上荣耀，于是“乃建堂于所憩之处，名之曰‘瞻衮堂’，昭盛事也”。“衮”本义为画龙于衣，也指古代帝王或三公(古代朝廷最尊显的三个官职的合称)所穿礼服，此处代指宰相张浚。瞻衮堂今不存，依《州志》记述，原址应在北门附近。

雍正《高邮州志·官迹》还记述了另一位宋朝名将解元在高邮北门抗金的故事。解元（1088-1142）字善长，保安军德清砦人。《宋史·解元传》称其“疏眉俊目，猿臂，善骑射”，能百步穿杨，号“小由基”比之为春秋时楚国的神射手养由基。绍兴四年，解元奉命驻屯承州。金兵大举来犯，解元预先设计在北门至东岳庙一线设下埋伏，又“决河岸遏其归路”，大败金兵，歼敌甚众，俘获“百四十八人”。后金兵万户黑头虎率大军兵临城下，敌众我寡，情势危急。解元避其锋芒，巧设诈降之计，一举擒获敌酋黑头虎，并追歼残敌数十里。南宋抗金名将在此屡屡大败金兵，以“制胜”命名高邮城北门，可谓实至名归。

北门城楼初名“屏淮”，与南门城楼“蕃江”相对应。高邮地处江淮之间，北有淮河，南有长江，常有水患之虞。屏者屏障之意也；“蕃”通“藩”，意为藩篱，与屏障意近。以蕃江、屏淮命名南、北城楼，寄托了高邮人良好的愿望。乾隆九年（1744），知州许松佶更四城楼名，东曰挹春，西曰宁波，南曰朝阳，北曰迎恩。更北门城楼为“迎恩”，显然有颂扬皇恩浩荡之意。史载，清康熙、乾隆二帝南巡经过或驻跸高邮十二次。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第一次南巡经高邮，龙舟泊高邮北门外，见两岸民居田亩被水淹没，十分震惊，赋诗表达恻隐之情。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第二次南巡，驻清水潭视察河工，由高邮北门码头泊舟登岸，其登岸处后被称为御码头，御码头遗址至今尚存。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第四次南巡泊舟高邮城北。高邮举人贾国维献《万寿无疆诗》《黄淮水奠赋》，并在御前赋诗《御试河堤新柳》等，受到褒奖，命其随行入京，委以重任。许松佶于此后不久任职高邮，对当今圣上这些传为美谈的行止自是了然于胸，更楼名为“迎恩”，虽有歌功颂德之嫌，却也顺乎人情民意，恰到好处。

道光二十二年（1842），知州左辉春在修复坍塌城垣后，重书四门旧额，再更四城楼名，东曰观稼楼，西曰小黄楼，南曰歌薰楼，北曰拱辰楼。“拱辰”典出《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本意为天上众星拱卫北极星，后因以喻有德君王在位，得到天下拥戴，四方归一。《州志》以“任邮未满三载，百废俱兴”之语盛赞左辉春，那么他改楼名为“拱辰”，显然暗含有向朝廷表忠心之意，比之“迎恩”，其意又深了一层。左辉春还分别在东门、北门建亭一座，东为霖汝亭，北为珠光亭。“珠光”取义于古秦邮八景之“甓社珠光”，其意十分明了，而“霖汝”二字则十分冷僻。查阅相关典籍，原来语出《尚书·说命上》：“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汝”指殷商时期著名贤臣傅说，传为商王武丁的丞相，为“三公”之一；“霖雨”意为连绵大雨，此处将傅说比为大旱之时的及时雨。左辉春以“霖汝”命名东门新建之亭，是否暗含自我称许之意则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