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上学，途经小桥。不经意间，天空中，几个小东西飞来飞去。一细看，惊喜，原来是蜻蜓，我们的爱物！它们自由自在地盘旋着，舒展，悠闲，仿佛是在欣赏这清新美丽的早晨，初夏的早晨。突然，它们好像约定好了似的，一个接着一个，俯冲下来，从水面掠过，又抬起头沉下尾，一个接着一个，箭一般地窜向天空，消失殆尽。

漂亮，多么惊险的动作，多么优美的姿态！我一边赞叹着，一边越过小桥，走向菊花巷，学校里的晨会就要开始了。

刚走几步，还没等我走进菊花巷，那几只蜻蜓又出现在小桥的上空。凭以往的经验，我知道，它们一定还会再重复刚才的那一幕。刚才的那一幕，太诱人，我不禁转过身子，又回到小桥上。

果真如此，蜻蜓们又开始自由自在地盘旋了，一圈，两圈，三圈……它们好像了解到我要赶去上晨会、听老师训话，故意为难我，一圈又一圈地绕着，不知绕了多少圈。我耐心地等待着，那一幕终于重演。惊险的动作，又一次悬起我的心。优美的姿态，又一次亮了我的眼。

只是因为贪玩，我迟到了。赶到学校，晨会正在进行着。老师询问，我如实招供，挨了批评。现在想想，挨批评，那是必然的。这么好看的景象，谁遇到，都会停下来不走的。

家乡的蜻蜓，常见的有两种。

一种色蓝而发灰，或者色绿；形体不算太大。这一种蜻蜓比较呆，好捉。它停止不动的时候，你悄悄地从后面走过去，对准它的翅膀，一捏就捏住了。

一种绿豆色，腹部有黑色的花纹；形体特大，我们都叫它“绿豆钢”。“绿豆”很好理解，“钢”倒是要仔细推敲推敲。黑色花纹的腹部像一块钢铁，大概是吧？这种蜻蜓性子烈，难捉。

那时下午放学早，一般都是四点多钟。夏天日长，四点多钟，太阳还火着。

我们几个，因为同路，所以经常在一起，一路走，一路玩。我和宋增旬，自不要说，对河住着。还有一个李文台，住菊花巷巷尾，燕子山下。

燕子山，春天燕子多，夏天蜻蜓多。我们把书包放在李家，上山，捉蜻蜓。

我肯定是捉那种好捉的，因为我笨拙，手脚重。李文台，绰号“大滑子”，因其脸上有一道长的划口痕迹（“滑”“划”同音）；实际人挺老实，一点也不滑头。大滑子与我一样，做事并不麻利。他有自知之明，也捉那种好捉的。宋增旬，绰号“小滑子”，因其脸上有一道短的划口痕迹。宋增旬名副其实，滑头一个。他长得瘦精瘦精的，像个猴子；翻个跟头什么的，灵活得很。艺高人胆大，小滑子专挑难捉的“绿豆钢”捉。

我捉到了一只色蓝而发灰的，李文台捉到了一只色绿的。宋增旬还在捉，已经脱手几次，正在寻找新的目标。

一只“绿豆钢”飞来，停在一根枯树枝上。小滑子一改常态，不再嬉皮笑脸，而是满脸严肃。他弯下身子，轻手轻脚，慢慢向枯树枝靠近。我们也站在原地不动，不敢发出任何一点声响。小滑子做贼似地来到枯树枝的跟前，手缓缓一伸，两个指头迅速一捏，捏住啦！

绿豆钢性子就是烈，头甩得就像拨浪鼓，尾巴扭个不停，拼命挣扎。

好戏开始。我们各自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线，事前准备好的。互相配合着，将线扎在蜻蜓的尾部，不能扎得太紧，保证它跑不掉就行。扎得太紧，蜻蜓的尾巴会断。我们抓住线的另一头，放开蜻蜓，蜻蜓飞了；我们走到哪里，它就飞到哪里。

大功告成，我们笑着下山去了。宋增旬笑得最凶，龇牙咧嘴的——他在为自己捉到一只难捉的“绿豆钢”而庆贺。

我们沿着河岸，三人一字排开，从西走到东，又从东走到西。我们一边走着，一边嘴里还唱着，“咚锵、咚锵、咚咚咚咚锵”，如同游行。小滑子走在最前面，他那只“绿豆钢”好威风，两翅磨得“嚓嚓”响。

码头上的大妈奶奶们，忘记做事；路上行人，忘记走路，全都看着我们。

家乡的蜻蜓，不常见的，也有两种。

一种是黑蜻蜓，我们称它“黑寡妇”。这种蜻蜓，我们不捉，晦气！见到它，我们连吐三声“呸呸呸”，扭头就跑。

一种是红蜻蜓，我们想捉，但不敢捉。

红蜻蜓，平时看不到。而一旦看到，就是成千上万。夏日傍晚，天突然作变，沉了下来。气压低，人闷得慌。小桥河边，一群又一群不速之客急匆匆赶来，横飞竖舞，密密麻麻，铺天盖地，蔚为壮观。它们，就是红蜻蜓。据说，红蜻蜓是灶王爷的马。灶王爷的马，哪个敢捉！

灶王爷只有一个，他要这么多马干什么？是不是也有前呼后拥的陪从？做个官走到哪里就兴师动众，另一个世界也一样？

暴雨倾盆，这灶王爷的马顷刻间消失，无影无踪。

它们藏到哪里去了？平时，又躲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