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信息闭塞、单一的正统教育时代相比，如今我们无疑进入了信息爆炸、言论自由的时代。从信息传播层面及其对人的影响，两个时代孰优孰劣很难评判。

世人常常感叹，上世纪60年代前出生的人思想单纯，能吃苦，富有责任感。现在是一代不如一代，年轻人花钱多，挣钱少，40多岁还啃老。我以为，60年代前出生的人的前述共性，与信息闭塞、单一的正统教育不无关系。江姐、黄继光、刘胡兰、邱少云等烈士的高大形象，永驻心间。马、恩、列、斯、毛经典语录，保尔·柯察金著名的“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等名言，根植脑海。即便对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优秀中篇、短篇小说，我阅读的兴趣和重点也是励志方面的。看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小说，热血沸腾，浮想联翩，当时代英雄、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冲动油然而生。幼学如漆，这些教育对我们的影响是终生的。客观地说，如我比较“传统”之辈，敢为人先的闯劲可能不足，没大红大紫，但干一行爱一行，恪尽职守，事业稳定；仰事父母，俯畜妻子，家庭幸福；行不更名，夜不梦惊，心无愧怍。你能说那个时代信息闭塞不好？

诚然，那个时代传递的信息，“高”“大”“全”是英雄、烈士、先进人物的标配，细节上的失真、拔高一定存在。比如，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炸碉堡时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的描述，我就很怀疑。极有可能是他不愿意看到战友一个个倒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下，一心为完成炸碉堡的任务，什么话也没有说（枪炮声大作，喊也听不见）就完成了壮举。

行文至此，脑海中不禁浮现出1982年我在县“文训班”暑期社会实践期间，由纪世文先生（时任县政府办公室秘书科长）带队，采访车逻除尘设备厂孙副厂长时的情景。孙副厂长30岁不到，分管销售。他介绍，他们厂在生产的钢管床喷涂图案上，能迎合全国不同区域人群的审美情趣，销往南方的淡雅，卖到北方的喜庆，业务红火。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儿子出生时，他还在外地城市忙推销。介绍到这，他恰巧有事临时出去一下。我当时20岁，天真地按时代“赋予”的写作套路展开了联想：孙副厂长会不会用出差所在的城市名为儿子起名，以作纪念？这样，写出来的材料不是更生动了吗？印象中，这个城市的名是可作男孩名的，以此起名不会混淆性别，联想是有基础的。我把深挖素材的想法向长我一辈的纪先生说了，纪先生淡淡一笑，肯定地说“不会”。我不甘心，追问的结果证实了纪先生的判断。孙副厂长对不能满足我急于证实的期待，还似带歉意。过了几年，我想明白了，当时我太幼稚了，受当时信息误导太深了，太想往“高”“大”“全”上靠了，忽略了起名的常识或习惯——通常姓名中间一个字须体现辈份、传承。换言之，假定孙副厂长出差的城市是北京，给儿子起的名字叫孙北京，其中的“北”字肯定不与他儿子所在辈份如“忠”啊“建”的相同，孙副厂长怎么可能不遵家谱为儿子乱起名呢？

两个例子，无非是想说明，那个年代宣传的英雄人物、报道的先进事迹基本面不错，总体真实。但为了更能激励世人积极、向上，常常作些诸如“耳边想起毛主席的教导”之类的拔高处理。孙副厂长的事迹并不轰动，我没有将不成立的“联想”付诸文字。但是，我习惯性地往这方面想，其行为本身就足以说明这是那个年代信息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

再看当下，只要你用了微信，无需看报纸、听报告、进课堂，海量信息纷至沓来，目不暇接。如同卡拉OK催生一大批民间歌唱家一般，在海量信息的熏陶下，人人都是“政治家”“名医大师”。谈国家大事，口若悬河，纵横捭阖，经世济国。论油盐酱醋，言之凿凿，毫克必较，关乎健康。我妻也不超然，兴趣侧重医学、保健，这个不行、那个不准挂在嘴边，引经据典，关爱有加。有时我不耐烦了，忍不住“夸”她，你比医生还要医生！我始终认为，就算信息无误，没有纳入个体差异，可放之四海，但不皆准。具体到人，须量身定做，有所取舍，不可照搬。

我们时刻都在接受信息，这是客观现象，无可回避。当今海量信息的传递以及获取信息的便捷，丰富了人们的知识，拓宽了人们的眼界，方便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海量必与庞杂、真伪结伴、共生。如何甄别信息，有效利用信息而不为信息误导，这是我们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各地开展了经济体制改革，不少主管部门发文撤销了一些下属单位。下属单位被撤销后其原来的债务由谁来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发文明确，由作出撤销的部门作为被告（先行提示是“被告”，而不是“承担”）。信息甫出，债权人高兴了，被撤销的单位本来就半死不活的，这下好了，由肥“老子”替穷“儿子”还债了。许多发文的主管部门被裹挟到债务纠纷中了，用现在的话说，被“被告”了、躺着中枪了。当时的高邮市供销合作社最为典型，堪比窦娥。我是该社的首席法律顾问，对最高人民法院的信息作了研究。

主管部门根据上级改制要求，撤销应当撤销的下属单位，没有错。被撤销的单位从法律上类似于已死亡的自然人，死人当然不能做被告。最高人民法院据此明确作出撤销的部门为被告，也没有错。既然如此，为什么主管部门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经研究，我的法律思辩逻辑如下：单位的债务依法由该单位自行承担，恒定不变。单位破产，由“清算组”（现称为“管理人”）介入，通过清理、清算，以破产单位的财产偿还债务。“清算组”虽在某些方面代行破产单位的职责，但“清算组”不是破产单位。说得再直白些，“清算组”是司职处理破产单位后事的临时组织。“清算组”既不应从破产单位获得财产（合理的劳务报酬除外），也不应为破产单位贴钱还债。至此，我的结论水到渠成：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的主管部门的身份和作用就是破产程序中的“清算组”，承担的是对被撤销单位财产清理、清算责任。破产单位的债务处理只能限于被撤销单位的财产，不应殃及到主管部门。“被告”的程序性身份与偿还债务的实体责任不应混淆。两个月后，最高人民法院紧急补充发文，内容与我的理解一致。

滚滚前进的法治车轮，将我们带进了日臻合理的责任形式多样化的时代。然而，当年就连司法界的很多人也是将被告身份和债务承担等量齐观、分辨不清的。否则，就不会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紧急补充信息出台。

当今信息林林总总，漫无边际。信息之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已然是受众的幸福烦恼。怎么办？从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趋势，我们已经步入了专家时代，人的时间、精力又是有限的，我基本不会关注与我工作、兴趣无关的信息。遇到了疾病、不懂的事，请专家解决。对诸如中产阶层、幸福指数之类的评判标准信息，坚决持不以为然的态度。是中产阶层怎么了，不是中产阶层又怎么了？陷入悲伤，系徒增烦恼。沾沾自喜，属自我麻痹。是与不是，都不会添、减你现实的财富或改变你的经济现状，对号何益？踏实工作，活好当下，唯是正途。“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脚知道”。

海量信息后又有了云数据之提法。海上一定有云，云下未必有海。想必云数据属表示信息量大的“最高级”。愿我们游海而不被淹，赏云而不为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