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许多欢乐的时光留在了老周巷。那些年月的暑假，父亲工作的周巷粮站是我最好的去处，小孩子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嘴上都习惯了说去周巷叫下乡，而从周巷回临泽理所当然就是上街了。

老周巷镇不大，一条东西向的小街很短，两边房子挨着房子，住着一户一户人家。走在街上，每家洗碗抹盆的响动声声入耳，做饭烧菜的味道随处飘散，谁家吃什么菜了，闻闻就知道。街面不宽，只要敞开着门，对面邻居相互间一览无余，两家的主妇常在屋里一边忙着手头的活计一边没完没了地隔着街聊天闲扯。

每天大清早，粮站这段街的两边就摆满了摊子，逢到赶集的日子人气更旺，有卖瓜果蔬菜、鲜鱼活虾的，也有卖锄耙笤帚、针头线脑的，把个小街挤得满满的，过往的行人只好在摊档的缝隙间游走。设摊的小贩们都是为了生计从周边的地方甚至临泽镇上披星戴月挑着担子赶来的。清晨的叫卖声唤醒了沉睡的小镇，沿街住户纷纷打开大门开启新的一天。粮站高高的门楼有好几级石头台阶连着街边，紧挨大门东首有一家茶水炉，整天在热腾腾的炉子边站着的是一位富态的老妇，为人十分和善。到茶水炉打开水的一般都是街东面公社机关、信用社和近旁粮站、供销社的居多，但不管谁去都是熟人熟事的，老妇总是非常关照，即使见到我们小孩子也笑嘻嘻的，笑得都让我们看见她嘴里缺少了牙齿。老妇老来得子，这姗姗来迟的小儿子生下来有八斤重，响当当的小名就叫“八斤子”，家人视若掌上明珠，十分宠爱。“八斤子”的老父亲脾气有点暴躁，谁得罪了他无所谓，可要是谁推板了“八斤子”一定会和你没完，绝没轻板子饶你。街坊邻居心里很明了，见到脑后拖着一条细辫子的“八斤子”处处呵护有加，生怕有什么闪失。

茶水炉紧隔壁有个裁缝铺，只半间屋大，生意不是太好，就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妈撑着门面。可常看见粮站里好几个爱美的大姑娘和小媳妇在里面转悠，她们身上的新衣服大都出自这位大妈之手。粮站对面的供销社有东西和南北走向的两排平房，连成L形立在街角，转角的门头上竖着一堵弧形的矮墙。从供销社大门进去光线不是太好，一长溜柜台后面排着货架，上面放的东西不多，站柜台的人我都能叫得上名字。刘大爷卖的是油盐酱醋，柜台上有一只圆圆的玻璃罐，里面盛着结成块的冰糖十分诱人，看到就想尝尝。过去的钞票很值钱，五个一分的硬币可以买好大一块。好不容易攒够了零钱，我小心地将买来的冰糖用纸包好放进口袋，一点一点地掰开送到嘴里，透心地甜。冰糖在舌尖慢慢溶化的过程真是一种满足和享受，有时含着不小心滑进了肚里，要懊恨好一会工夫。

从粮站大门对面巷子一直往南，拐个弯就到了搬运师傅周大爷家，这家人特别好客，去他家就像亲戚串门，没丁点拘束。周大爷的长女大龙是位热情的大姐，饭碗还没有见底，就又张罗着要为我添饭；周大爷两个儿子，小羊比我大，小猪比我小，我们仨在一起不是弟兄胜似兄弟，在他们家玩，我最喜欢看屋梁上的燕子窝，听飞来飞去的紫燕呢喃低语，还有院子里那高高的大槐树上喜鹊喳喳的叫声。

街东面的信用社冷冷清清，一点人气也没有，倒是外面的一堵墙很吸引人眼球。墙上的宣传栏里贴着用红红绿绿的大纸写的标语、文章。当有一个红色大勾的布告贴出来，马上就有好多人头靠着头伸长脖子在看。街东面门朝北的公社机关人进人出的很热闹，平时我都不敢随便进去，可听说晚上里面要放电影，吃了晚饭千方百计也要混进去看一看。放电影的小礼堂只能容下三五十人，没有大人带着根本就进不去。不过看来看去也就是几部老电影，好多电影的情节和台词早已熟记于心。电影《地道战》中伪军汤司令向日本鬼子山田队长伸出大拇指谄媚的镜头刚出现，看电影的观众就抢过台词接上了：“高，实在是高！”下面话音刚落，电影中的汤司令才说出这句台词，大家哄堂大笑，笑他汤司令鹦鹉学舌。

暑假里像我一样到周巷度假的有好大一帮，还有粮站周边人家同龄的孩子，我们成了最好的玩伴。一群精力旺盛的小伙伴一起玩起来是很嗨的，毒辣的日头下还是玩兴不减，结着伴去草丛中捉“叫驴”。这是一种鸣虫，也就是蝈蝈，草绿色的身体，一对短短的翅膀掩盖不住大大的肚皮，捉来放进麦秸编织的笼子里，挂在墙角，喂些菜叶、果皮能养活好长时间。“叫驴”的声音特别响亮，两片翅膀竖起来一抖一抖地像是要起飞的样子，在燥热的天气叫个不停。捉知了更有妙招，一人找来一把小麦放嘴里咀嚼，待成了糊状时吐出来放在手里，去河边慢慢漂洗，直到洗出一坨粘性很强的面筋，找一根长竹竿将面筋裹在顶端，就浩浩荡荡地出征了。树上的知了在使劲地鼓噪，我们悄悄地将包着面筋的竹竿尖头从树下向上对准知了的翅膀一捅，知了就被牢牢地粘住无法挣脱。但也有失手的时候，一篙子捅上去没有对准，知了“叽叽”地叫出一声，急促地撒下一泡尿飞出老远，尿水像雨点一样洒在我们仰起的脸上，与汗水混合在一起。另一个伙伴赶紧夺过竹竿换个地方又去找寻新的目标。一天玩下来一个个晒得成了黑人，两条膀子都脱了皮。

建在粮站北面河边的碾米厂也是玩耍的好去处，粮站收购下的稻谷有好多要在这里碾成大米调运出去。碾米厂的机器“哐、哐……哐哐”地响着，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这节奏感强烈的巨大轰鸣，就像隆隆的礼炮声，震得脚底下也有些颤抖。碾米厂规模很大，发出巨响的那台老式柴油机，像一只笨重的庞然大物，黑咕隆咚地卧在机房中央，吭哧吭哧地使着浑身的解数，一块发亮的铭牌上全是我看不懂的洋文。机器上比我身体还要高大的飞轮旋转着，长长的皮带通过一个个轮盘带动各样机器轰轰地转动起来。河边有两根铁管直通向机房，一边不停地将河水吸进去，一边又不断地把冒着气的热水排出来，弄得河面上就像蒸笼一样。

开机器的师傅人们都称“大老柜”，估计是掌柜的意思吧，可有人喊白了就成“老鬼”了。发动机器时最有看头，伺候这大家伙一个人肯定不行，需要好几个大汉，甚至连正巧走过的站工也得被抓个差，常是“大老柜”递支烟过去请他来帮个手。“大老柜”先用粗大的木杠将飞轮撬动起来，趁着惯性大家一起拉动皮带轮，越拉越快。见到烟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地吐出黑烟，亢奋起来的“大老柜”“一、二、三”地喊着号子不停地指挥，又一阵猛拉后大家一起松手，烟囱吐出了一口更浓的黑烟，机器终于自觉地转起来了。只要机器开着，浑身油腻的“大老柜”隔上一会就要绕着这黑咚咚的家伙到处忙活，拎着机油壶往机身上的油孔里注油，给皮带打蜡，并且凶狠地吓唬我们不准靠近他的领地。

碾米的厂房里，顶上带着铁质漏斗的碾米机像张开大嘴的青蛙站成一排，戴着蒙面披肩棉帽的工人，扛着一箩筐又一箩筐的稻谷慢慢倒进漏斗，白花花的大米和黄灿灿的稻糠便分别从机肚下方的两个出口流出。那时，粮站人睡觉的枕头芯都是用这稻糠灌成的，枕上去松松的、暖暖的，有一股稻谷的清香。碾米机房里到处漂浮着呛人的灰尘，亮着灯泡反而更显得昏暗。碾米的工人浑身上下厚厚地积着一层灰，从晃动的身影中，根本无法分得清谁是谁，只能看到来回跑动的“灰人”脸上不停眨动着的两只眼睛。

年龄稍大一点后，我就不用跟着大人、自己步行去周巷了。一条宽宽窄窄的土路傍在左拐右弯的河道旁蜿蜒向前，雨后天晴晒得硬邦邦的地面上留着深深的车辙和杂乱的脚印。一个人独行在路上，春天看着茁壮的禾苗，夏令伴随一路的蝉鸣，秋日满眼金色的稻浪，冬时一派苍茫的大地，踩着高高低低的脚印向前走，觉不出有半点寂寞和孤单。

路上过桥有些害怕，木头搭成的桥走上去有些摇晃，一截一截的桥板用几根树棍拼扎在一起，隔一段横着钉根木条，担在桥墩上很不平实。人走得多了桥面上踩踏得发亮的树棍有点滑，每次过桥都得小心翼翼，尽量将脚横过来踩到两根木棍上。有些桥板拼得不紧凑，走上去看着缝隙下面水流湍急，好像脚也站立不稳。一点一点地挪到河心时，风呼呼地吹着，让人头皮发麻，桥身稍有晃动顿觉心惊胆颤。下雨天过桥更难，可总有好心人在桥面铺上稻草，方便路人行走。河里偶有行船，船快到桥头，也许是忌讳，撑船的男人看见有女人要过桥，大老远的就嚷嚷着叫女人歇一脚，等船先过了女人再上桥，不让女人从他的头顶跨过。女人们也识事，见到有船在桥下都停在桥头不动，我们小伙子就没这个讲究。

父亲调离周巷粮站后，周巷公社机关也搬迁了新址，我就再也没有去过老周巷。2013年全市开展新一轮撤乡并镇，按照分工，由我带领一个工作组负责协助做好周巷与临泽合并工作，心情放松之余，得知我想去老周巷看一看，镇领导欣然陪同我故地重游。

随着时间远去，老周巷的一切都变了，曾经热闹的小街两旁，老房子已经破落不堪，年轻的一代早已经离巢而出，从这里振翅高飞，飞向了天南地北，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静静地守住屋子，伴着老周巷这个正在消逝的村庄，悠悠地回味着往昔的岁月。公社机关的老门楼已经凋零，迎面周篾匠家的房子空空地关着，没有人住；街西头原来小学的操场也砌建了房子，薛医生的牙医诊所不见了人影；一堵堵斑驳的砖墙像一张张老人刻满皱纹的脸，只有在墙壁缝隙里钻出的三叶草星星点点地开着粉红的小花，吐露出昂扬的生机。我既好奇又感慨地拿出相机，我要把重现在眼前的老周巷，连同我很久很久以前就曾走过的街巷，以及留在这里已经消逝的时光，许许多多的欢乐与忧愁摄进镜头，将这所有的一切好好珍藏。

好多年不曾谋面的老周巷又好像没有变，清冷的老街上偶尔一两个老人踽踽独行，他们也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些陌生的面孔，我霍地想起了我们的父辈也曾经这样在小街行走。少年的光景依稀如梦，举头遥望，久违的蓝天上白云悠悠，广袤的田畴香飘四野，稻花香里又让我找到了往日的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