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高邮州志》卷之七，寓贤，“王巩，字定国，大名莘人也。文正公之孙，懿敏公之子。尝扬州，遂择高邮家焉。”

王巩（约1048－1117年），字定国，北宋名相王旦之孙。有画才，长于诗。著有《甲申杂记》《闻见近录》《随手杂录》等。《宋史》卷三百二十，《王素传》附：“巩有隽才，长于诗，从苏轼游。”“轼得罪，巩亦窜宾州。数岁得还，豪气不少挫。后历宗正丞，以跌荡傲世，每除官，辄为言者所议，故终不显。”

《苏轼文集》卷二十九，《辨举王巩子》：“巩与臣世旧，幼小相知，从臣为学。”《鹤林玉露》卷七：“东坡于世家中得王定国，于宗室中得赵德麟，奖许不容口。”王巩诗尤为东坡所激赏，《墨庄漫录》卷二：“王定国寄诗于东坡，答书云：‘新诗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穷人之具辄欲交割与公。’”元丰元年（1078），苏轼守徐州。巩往访之，与客游泗水，登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轼待之于黄楼上，谓巩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苏王二人交往频密相得，既有师生之谊，亦兼挚友之情。仅就苏轼致王巩的尺牍，收录于《苏轼文集》者，竟有四十一首之多。

《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与王定国》之二，“但知识数十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乌台诗案，受牵连者众多，而王巩受罚最重。苏轼对于王巩因为自己而遭受到的无端之累，表达了深深的不安之情。两人也因此由定交而挚友，由挚友而为患难之交。

《与王定国》之十六：“某启。今日景繁到泗州，转示十月二十三日所惠书并新诗六首、妙曲一首，大慰所怀。河冻胶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终日喜快，滞懑冰释，幸甚！幸甚！某往扬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得耗，奏邸拘微文，不肯投进，已别作一状，遣人入京投下。近在常州宜兴，买得一小庄子，岁可得百余硕，似可足食。非不知扬州之美，穷猿投林，不暇择木也。黄师是遣人往南都，故急着此书，仍和得一诗为谢，他未暇也。新济甚浅，冻不可行，旦夕水到即起，恐须至正初方有水也。不知至时公在宋否？某若得请，或附宣献公舟尾南来，不尔，遂水至西都，出陆赴汝也。然欲葬却乳母乃行。即南都亦须住一月。入夜，倦迫，不尽意。惟万万自重。”

尺牍作于元丰七年十二月中上旬，长达240余字，个中真性情一展无余。字里行间皆似家务常理，实质至交间的倾诉与通达。言及在扬州投书乞常州住，在宜兴买田置业。这些事由，皆在东坡北上之前。文游雅集，时在元丰七年十一月冬至前，如有相会，必当面叙及，而不复言于尺牍。

文中景繁系指蔡承禧，时为淮南转运副使，转运司设在楚州。元丰七年，苏轼盘桓于真、扬、润、常之间，自夏历冬。其间，王巩氏如果真在高邮，依人情，依常理，必南向造访交游。况且，高邮为运河南北水路要津，哪怕是株守邮城，亦可待得坡仙。退一步讲， “十月二十三日所惠书并新诗六首、妙曲一首”，自宜南投直达，而不是绕一个弯弯，逆向北递楚州蔡承禧处。

“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旦夕水到即起”，乃是久别邀见之迫切心境。东坡作书距文游雅集将及一月，如有面晤，充其量只能算是小别，不当有此等言语。实际上，自元丰二年乌台诗案起，苏贬黄州，王窜宾州，除却尺牍往来，两人已经阔别五六年了。

张方平，王巩岳父，时居南都。北宋凡四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南京商丘。商丘，本唐宋州。艺祖以宋州归德节度使即帝位，为赵宋肇基之所，称南京，称南都，称应天府。《与王定国》之七，“某受张（方平）公知遇至深。……贵眷在彼必安。”王巩贬宾州，寄家室于外舅张家。“黄师是遣人往南都，故急着此书”，“不知至时公在宋否”，明确王巩此时确在南都。

隆庆《高邮州志》，王巩“尝扬州，遂择高邮家焉”。王氏通判扬州，事在元初年。故而，即依《高邮州志》所载，元丰七年，王巩尚未寓居高邮。

概言之，元丰七年之文游雅集，王巩王定国并不在高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