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高中大门时，我们是生机蓬勃、青春无限的小姑娘小伙子，天真纯朴，稚气浓郁，浑身迸放着对美丽未来的憧憬。倏忽之间，50多年过去了，时光收走了我们芬芳的缕缕青丝，收走了我们光彩照人的面容，收走了我们矫健迷人的身影。朝如青丝暮成雪，百年辰光才几何啊！人世沧桑、天地轮回，令人嘘唏慨叹。

我们是“文革”前一年进校的。那时候，社会刚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中走出不久，生活资料供应不足，普遍缺吃少穿，然而社会风气是淳朴的。正处于拔节成长阶段的我们，吃得不好，穿得也差，住得十分简陋，但我们土味厚重的精神世界却朝气旺盛。课堂上，我们有如春蚕啃噬桑叶般贪婪汲取老师们所传授的科学文化知识。教我们班俄语、同时又教邻班英语的一级教师沈进林先生，个头不高，一张脸圆而见方，满是温和慈祥。每当课讲到高兴或得意时，总喜欢把戴的眼镜除下来，抓在手里，把镜架的一只脚含在嘴里，笑嘻嘻地看着大家；讲到忘情时，口中会情不自禁地蹦出一两个英文单词，忽而想到这是上俄语课，自己会马上笑起来打住。俄文单位时间的教学量大，推进速度快，但我们接受并不感到沉重、困难。朱广鉴先生教我们化学。他是个“老右派”，但是他的精神并不颓唐，教学卖劲。“克分子”“克原子”这类枯燥的化学概念，他烂熟于心，讲得清楚明了、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卤族元素“氟氯溴碘”物理特点、化学性质，他如数家珍，一一道来，要言不烦——犹如春风化雨般滋润万物，他循循善诱地用科学知识滋润着莘莘学子的心灵。朱先生课堂上那有点女性感的音质，对我们而言，则永远充满了迷人的化学魅力。教三角的顾继武先生，年轻，比学生大不了多少，但他知识基础扎实，教学基本功好，面对繁杂的一套套三角函数公式，他以简驭繁，帮我们梳导得有条有理，因而我们推导、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并无丝毫难繁之感。他的数学语言与数学板书有着鲜明的逻辑个性。他渗透青春活力的数学教学，同样成为我们校园生活的永恒记忆。

就在我们甜蜜地品尝名师们各具特色的教学风采时，就在我们温馨地领略这所百年名校的内涵魅力时，就在我们刚清晰感受到班集体那特有的质朴、聪明、勤奋、积极向上的个性品格时，就在我们怀揣梦想欲展翅翱翔时，文革的发生，突然中断了我们极其重要的高中学业，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前途走向——班上除了几个人应征入伍外，其余均被送往贫穷、落后、偏僻的乡村。

回想起来，高中学习时间从1965年秋到次年初夏，不足一年，其时长在我人生学习阶段中最短。然而，印象之深度、记忆之力度、情感之厚度，远非小学、初中、大学所可比拟，可谓刻骨铭心，今生难忘。特殊岁月的高中同窗情，打上了文革时青春茫然不知所归的深深印记，满是上山下乡的苦涩、悲摧的滋味。

1966年的秋末冬初，大字报的风潮闹了一夏一秋后，文革喷吐的烈焰转向社会。久已停课的校园，没了往日清晨与朝霞相伴、沁人心脾的朗朗书声，没了昔时星空下的教室里灯光明亮、书香四溢的自习氛围，显得冷落、空旷、萧条、荒芜。这时，出现了“革命大串联”新玩意儿，我和来红、荣奎同学一道外出“串联”，在无聊的游走中浪费金子似的青春时光。我清楚地记得：黄昏时分，在喧嚣、嘈杂、混乱的浦口火车站，我们在人流中扒上一列原是装牲口后腾空清理的闷罐车，大家席地而坐，车厢内拥挤到难以下脚；火车似乎疲惫不堪、不胜负荷，喘着粗气，沿途多次抛锚，第三天上午总算开进黄尘弥漫的首都永定门车站。我清楚地记得：江南秋尽草未凋时，而北方早已风霜满面。早上，我们薄衣单衫，冒着砭人肌骨的寒风，从串联住地半导体研究所出发，步行30余里到北大、清华观看种种文革“景观”，并顺道来到曾经的皇家园林颐和园穷游人间胜景，饿了就在地摊上买两只个头不小、冰冷透心的北方柿子充饥。串联中，同学之间的思想感受走得近、贴得紧了。震耳欲聋的“革命”口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难以扫除堆积在我们心头的迷茫阴霾，难以扫除阴霾中闪现、浮动的惶惑、狐疑、空虚和不安。

1967年的春天，文革的主阵地已转向工厂，校园冷静下来。已经开始成人的我们，无学可上、无书可读，整天吃闲饭，心慌得很；各人在不声不响地找寻吃饭谋生的门路，家在乡下的，回去务农，家在城上的，则无业可从——进厂打工不可能，上街做买卖不允许。无奈之下，我有了安全可靠的劳动自救法，找来一根长短粗细适中的竹篙，在顶端嵌进一块三尺长的宽竹板，再扣上一张平面拉直呈等腰三角形、不大不小的麻线网兜，做成一杆“趟网”——用它沿河坎塘坡推下去再拉上来，螺蛳、蚬子便跟进网内，运气好的话，一网上来，还会捡到一两只活蹦乱跳的青皮大虾。一天午后，阳光淡淡的，春寒未退，我光着脚板扛着趟网来到城郊公社地界的一方河塘劳作，被生产队没收了趟网，说那是队里的养鱼塘。这时，我想到家住附近、母亲在公社做事的卫国同学，请他找母亲帮忙说情。卫国二话不说，找张纸写上几句话盖上母亲的私章交给我，生产队二话不讲立即把网还给了我。在我谋生尝试小受挫折时，生活有血有肉地为我诠释了同窗之谊的深厚含义。多少年后，每想起这件往事，我的心头总是暖和和的。

1968年的秋天，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陆续被送往农村插队。患有“小肠气”的我，因城市下放“一片红”，也被送到高邮乡下插队。我落户的村庄，远离县城，处于里下河腹地，家家户户住的是“塞向户”茅屋草房，种田方式近乎刀耕火种。为了争取“接受再教育”的表现，北风呼啸，冰河冻水，我肩扛大锹挖沟开渠兴修农田水利，汗水湿透了内衣；春寒料峭，天空飘着零星的雪花，冷水刺骨，我赤脚，裤子卷得高高的，踹进结着一层薄冰的“老沤田”拉犁，大腿上渗出粒粒鲜红的血珠。结果，适得其反，繁重的体力活儿，诱使我的“小肠气”频频发作，疼痛不已，不得不休息治疗。既不能回城也不能正常出工干活，反倒成了生产队的累赘、负担，我的情绪跌入谷底。生产队会计，和尚出身，识字断文，满脸络腮胡子，头上扣一顶黑色鸭舌帽，“鸭舌”压得低低的，面色阴沉，他不满意我，说我是破罐子破摔。公社文书，有点墨水，抓住我这个“不安心农村”的活材料，笔下生花，做文章发到地方报纸上。苦了一辈子、养家糊口的年迈父亲原指望我读书读出个模样来，不曾想到我连农民都当不好，摇首叹息、老泪纵横地说：“家门不幸，出了榔头柄！”中学多次被评为校“三好生”的我，当其时，整个心灵几乎被酸楚、悲苦、锥心的现实处境揉碎了。在我深陷泥淖的艰难时刻，出乎意料的，入伍才一年多已在部队入党提干的裕喜同学，先后两次汇款慰问，寄来励志的长篇小说，寄来男儿应无惧人生艰难的豪情壮志。同窗的关爱，为我濒死的生存状态注入生机；同窗的惦念，让我明白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意义；同窗的深情厚意，尤如习习和煦的春风唤醒了我快要冻僵的心境。不久，我回城住院做了疝气修补手术，精神涅，重塑生活的信念，在狭窄、坑洼不平的乡村小路上沐浴风雨，走向希望的前方，搁浅的生命之舟重新启航。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风雨之后的彩虹是最美丽的，结晶于艰苦生活的青衿之情是最难忘的。孕育我们青衿之情的特殊岁月所饱含的酸涩苦痛，经过半个世纪之久沤制发酵蒸馏，今天品味起来，竟也似陈年佳酿，特别醇厚，特别醉人，特别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