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高邮的街头巷尾，在墙上或住家大门上，常可以看到广告式的“租被”两个大字，抑或注明“巷内有被出租”。一度时期，租被成了一种新行业。

要租被的人，大多数是到县里参加“三干会”“四干会”（即全县三级、四级干部大会）及各种有上千人参加的专业会议的干部。他们住旅馆（有的旅馆只有10多个房间，人多，加床，或打地铺，被子也不多）。有一次，遇到有8695人参加的“五干会”，所有好住人的地方塞满了，租被成了第一急需，忙得抓会务的人焦头烂额。

当时，我住在焦家巷，从巷尾往巷头数，租被的有秦大妈、金奶奶、朱大妈家，还有我家。这些人家少的只有几条被可供出租，多的有30多条（堆在房间像座小山，洗起被子院子里白花花一片）。一条巷子就有几家，全城租被的则有几百家。租被的租金一天五分钱，后来是一角钱，当时八分钱就可以买一碗阳春面。

租被的人家讲究的是清洁卫生、服务地道，被胎不能太板，要又软又暄。有的租被的把老胎重新弹一下，或者买些新胎。干部租你家的被，睡得暧和和的，下次上城开会，仍然会到你家租，成了“回头客”。租被的人家也有一个职业道德问题。好的人家每租一次被，短的3天，长的6天，都要拆洗一次（当时不用被套）。我见过秦大妈拿一批被里子到察院桥码头上洗汰，然后在大院子里晒干，再把被子勾好，也够辛苦的。但也有人家只把被头拆开，用板刷把脏的地方刷刷，这就马虎了。

租被也有头儿。我家这儿租被的头儿就是近邻朱大妈。她是居民小组长。平时，开居民会，她传达上级指示，布置要做的事情，很负责。遇到有人租被，她拿根扁担到我家：“陈奶奶，拿三条被来！”然后又去别人家收被，送到指定地点。几天后，又是她将被子送回，也是很负责。她是租被头儿，与当小组长一样，全是尽义务。

城上租被，一些大镇也租被。我工作过的临泽逢到开“三干会”即如此。公社开“三干会”，各大队干部的住地是固定的，住地房东租被，不够，再向别人家租被。有人说大小队干部要租什么被，自带被子就是了。那年代不行，老婆伢子也要被盖。年月久了，房东与干部都熟得处出感情。因为干部吃住在一处，自带的没用完的烧草、打地铺的穰草都留给房东。干部聚餐，最解馋的是茨菇红烧肉，有时也盛一碗给房东伢子吃。房东不过意，找来“飞马”“华新”烟散散。时间久了，房东伢子给年纪大的干部当“干儿子”。干亲干亲，篮子拎拎，双方走动多了，感情也深了。

租被是一个不起眼的行当，也是当时社会需要的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