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散文《我的家》中写道：“我的二伯父死得早，我的堂弟汪曾炜过继，但我的二伯母不同意，她要我，后来定了一个折中方案，汪曾炜和我都过继给二妈，一个是‘派继’，一个是‘爱继’。”

文中的汪曾炜是汪曾祺大伯的次子，汪曾祺的堂弟。汪曾炜与汪曾祺共祖父汪嘉勋。我的祖父汪嘉禾，与汪嘉勋为弟兄。

时事变迁，汪曾炜自离家门，从没回来过。可我与这位长我三十多岁的堂兄曾有过一面之缘。

那是1998年暑假间的事。儿子中考以后，一家三人去上海玩。其间一起去同济、复旦转了转。

那时电视台在热播《红十字方队》，儿子正向往军校、向往红十字方队，而此时汪曾炜也正在长海医院工作。于是我们从复旦出来后，径直到离复旦不远的二军大长海医院。当时，肖维琪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科院院士汪曾炜》在《高邮日报》登出（可惜有误，汪曾炜不是院士），我更想见见这位堂兄，也想带儿子去熏陶一下，一举两得，多好。

我们到得长海医院门口，有点徘徊，该去哪儿看看问问呢？正犹豫间，几个老年军人从里向外走来，许是下中班了。我忙上前迎着一位老者打听：请问汪曾炜大夫该怎么找他？

真是太幸运了，怎么这么巧呢，竟然问对了人。老军人朝我望望说：汪曾炜今天不上班，在家里。

我忙问，他住哪儿？老人指着前面不远的楼房说，就在那个小区，你去门口就可以问到。

大喜过望，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商量了一下，此时正值午饭时间，不太合适去。饭后要休息，也不太好。干脆我们在外吃饭，待过了休息时间再去不迟。

午后近两点，我们向小区走去。门口传达室很严，问了我们找谁，登记填表，然后打电话。

我们翘首以盼。不一会儿，一位老者向我们走来。肯定是他，我们迎上前去。我说，我们是从高邮来的，来看您的。老人很高兴，握手。这是长海医院的专家楼，他家住一楼。进房，家里很简朴，客厅里两组沙发成直角，沙发后一个电视柜，沙发对面又是一组三人沙发，三人沙发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面上的人身着白大褂，手拿听诊器，安详的目光望着看他的人。我看看画中人，再望望面前的老者，两道汪家人特有的浓眉，卧在宽大的近视眼镜后，花白的头发，瘦瘦的面庞，七十多岁了，很精神。我们说话间，他夫人倒了茶水，搬了一盘蟠桃放在茶几上，招呼我们。

我赶紧自我介绍，我说，我要喊您哥哥，可您比我父亲汪连生还大。我特别提到父亲的名字。我父亲是他堂叔，却小他三岁，他们是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耍的同龄人。

他听后说，我知道你父亲汪连生，他们是“生”字辈排行，我父亲汪广生，汪曾祺父亲汪菊生。然后他问了高邮的许多事，高邮中学还叫高邮中学吗？我指着儿子说，高邮中学的学生，下学期上高中了。他还问高邮的城墙还有没有了，城门还在不在，中市口大街上的几个古楼还有吗，高邮还常闹水灾吗，家乡汪家人的大致情况怎样……大学毕业后的近五十年里，他没再回过家。孩提时代的家乡印象，对于他来说，早已是过眼云烟。他的问题，我尽力回答完整，试图让他有个印象。可我的回答，能有助于他对家乡的回忆么？

我问他，听说高邮卫生局曾多次邀你回家乡讲学，你怎么不回去呢？

我没时间回去。他摇摇头。

他说，你们来得真巧，明天我们将回沈阳过一段时间，天气转凉再来。

是的，他的工作真忙。退休后，被二军大长海医院聘请，兼带研究生。夏季回沈阳，其他时间常在上海。

他还告诉我，高邮常有人来找他看病，在汪丽纹（汪曾祺妹妹，高邮城北医院妇产科医生）的介绍下，每年都有几例，也看作是为高邮作些贡献吧。从他的语气里，我感受到了他对家乡如丝如缕的思念。

时间真快，我们该说告辞了。我拿出相机，调整好，我们父子分坐在汪曾炜两旁，坐在他的画像下，请我爱人留下了一帧珍贵的记忆。

告辞，出门，相送。我们请汪曾炜留步，他目送我们很远。

虽然相隔千里，我却一直关注着他的点滴。有报道称，80岁后，汪曾炜成为我国在80高龄仍活跃在无影灯下的惟一一人。他在先天性心脏病领域钻研了几十年，开创了13项国内首例，被称作“修补心脏的大师”，1986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2年，他被中央军委晋升为文职特级，成为沈阳军区惟一的文职上将。

汪曾炜，一位受人尊敬、一生救人无数的胸外专家。

今年5月16日是汪曾祺逝世20周年纪念日，汪曾祺之子汪朗从北京来邮参加活动。我对汪朗提起汪曾炜，汪朗说，由于年事已高，汪曾炜现住在沈阳军区医院的特护病房里。听说这话，我的心里发紧。在家乡的这一头，我遥祝汪曾炜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