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泰山庙，位于高邮市区东北隅，乃是古城旧时的一处胜迹。

雍正《高邮州志》卷六，东岳行宫，“在州治北新城小东门外街。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道士李守坚建。吴元年（1367），道士邵惟仁；明洪武三十年（1397），道士葛日辉；宣德七年（1432），道士王日昭；正统八年（1443），道士吕崇德增修。嘉靖四十五年（1566），耆民夏新重修。国朝顺治十二年（1655），孙乡贤兆祥捐修。康熙三十二年（1693），吴封君邦义重修正殿、后楼。”

泰山庙，亦称岱庙、东岳庙、东岳行宫、东岳行祠等，源于华夏先民的山岳崇拜或东岳崇拜。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高邮军教授应武《岳庙记》曰：“凡天下名山大川有益于民者，莫不崇饬庙，以享以祀，矧五岳秩视三公，而东为之首。”这种崇拜，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百姓。司马迁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皇家于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成就着帝王的理想与希冀。从秦皇汉武到宋真宗，有六个统一王朝的皇帝，曾经莅临泰山筑坛设祭，以报功于天下。盛唐开始，历代帝王对泰山神加封不断。唐玄宗封东岳为天齐王；宋真宗封东岳为仁圣天齐王、天齐仁圣帝；元世祖封东岳为天齐大生仁圣帝；明太祖封东岳为东岳泰山之神。帝王的尊崇与加封，开启了泰山神的国家性与帝王化进程。

与此相关联，各地普建泰山庙，亦肇始于唐人之封禅。元人孟淳《长兴州修建东岳行宫记》说，“自唐封禅始，郡县咸有之。”《岳庙记》云：“其光灵威烈，焯示万世，利泽福祥，普及四海，是宜行宫别庙，以严尊事。”在朝廷的倡导与支持下，泰山庙或泰山行祠遍布州县，极大地推动了东岳崇拜的平民化与群众性。高邮之泰山庙，即因兹而来。明人徐阶《东岳庙记》：“东岳在东方，扬之诸名山宗之，祠岳殆取诸此。自汉以来，古礼日废，山川之祀达于齐民，而《礼》有能御大灾、捍大患则祀之，文邑滨大海，风雨无时，祀之以祈其庇，使雨时若而已。”

东岳大帝诞辰为夏历三月廿八日，北宋立制，每年此时设泰山庙会以祭之。祭祈活动之外，又逐渐增加了商贸、娱乐活动等内容，服务于来自四面八方的朝拜者。《水浒传》中的燕青打擂，就是在泰山东岳庙会上。南宋偏安江南之后，高邮泰山庙香火炽盛，名噪一时。《岳庙记》：“盖自浙江以西，淮以东，来者肩摩袂接，旁午道途，而此邦岳庙之盛，甲于天下者是也。”《高邮州志》按云，“宋自南渡后，画淮为守。烧香者不得之泰山，率皆来高邮行宫朝献。”在宋金南北对峙的大背景下，地处江淮之间的高邮军岳庙，遽然跃升为泰山崇拜与泰山庙会的替身。

逮至明清，高邮泰山庙香火益盛。初一和十五香期，自有信奉道教的信男善女诣庙进香。每年东岳大帝生日，三月廿七日白天，即有许多路远的香客，从兴化、樊川、江都等地陆续赶来。晚上为东岳大帝暖寿时，泰山庙张灯结彩，钟鼓齐鸣，鞭炮震耳。香客们虔诚叩拜，祈祷安康。廿八日正日，城里、乡村前来敬香的人更多。加上卖香的、卖古玩的、卖儿童玩具和小商品的人，一路上络绎不绝。庙里庙外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十分热闹。甚至于不少年岁大的人，还把寿衣穿来冲喜，以讨吉兆。

明清时期的泰山庙，占地约百亩，其正门在现在文游台石牌坊前二十余米处（即大转盘中的高杆灯脚下）。计有建筑前后五进，大门到澄子河边口，另有庙田500多亩。1938年秋天，侵华日军占领高邮城。次年春，在东头闸口和挡军楼北边筑土城、砌碉堡，泰山庙第一、二进房子及院墙拆去。1947年初，国民党军为了筑碉堡，又将第三、四进房子拆去。至此，泰山庙名存而实亡。延续了近千年的泰山庙会，也悄然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成为古城遥远的记忆。

二

1990版《高邮县志》第十九篇，文游台，“文游台位于高邮县城东北角的土山（又称东山）上，土山相对高度约35米。北宋太平兴国年间，道士李守坚在其上修建东岳行宫（俗称泰山庙）。其上又有台。”

这段文字，大有推敲的必要。

《舆地纪胜》卷四十三，高邮军， “东岳庙，在城东三里五十步。太平兴国中建，为屋几千楹，为东淮祠庙之冠。”“文游台，在郡城东二里”。《舆地纪胜》之取材，当为宋代的高邮方志。《江苏古方志》载，宋代的高邮方志，有嘉泰中鲁颖秀编《高邮志》十二卷、嘉定中汪纲所编《高邮志》十卷。王象之编纂《舆地纪胜》，必取材于这一时期的高邮方志。就文字而言，“郡城东二里”与“ 城东三里五十步”， 当不存在笔误的可能性。因此，宋代高邮泰山庙与文游台，实系两地两物。

又，应武《重修文游台记》云：“庆元戊午（1198），分教高沙、丽泽之暇，出郛郭，入郊，有颓基屹立草莽。质之朋从，乃文游台故址也。”按应武《岳庙记》：“当建炎、绍兴间，干戈扰，戎马践蹂，两淮劫火，焚荡城，寺观化为灰埃。而此庙岿然独存。”一方面，文游台是“颓基屹立草莽”；另一方面，泰山庙却能“岿然独存”。 如果文游台确实是与泰山庙毗邻而建，甚而是二位一体的话，依常理而言，后者是难免池鱼之殃的。

应武《岳庙记》，“一日有社首聊周与其徒，凡二十九人，合辞请郡曰：本庙基址见管，东西阔二十四丈八尺，南北深一百三十九丈。东以东墙外路为界，西以西墙外路为界。南以三门滴水至官街为界，北至竹林寺后莲花池北岸民田为界。”所谓社首，实质庙会活动的组织者。叶国良先生据金《道士曹道清碑》，考证社首乃“民间宗教社团之职称”。这个聊周及其门徒，当为高邮本土人士，对泰山庙的了解极为周详。应武所记，应该是准确而无误的。

如载，泰山庙的四至，其北为“竹林寺后莲花池北岸”，并非文游台。隆庆《高邮州志》，竹林寺，“在州治岳庙后，寺废。寺地并井见存。”由于年代久远，隆庆志所载之竹林寺、莲花池与井，皆不可考。如前文，庆元间文游台“颓基屹立草莽”。故而，竹林寺与井，不当是文游台，或在文游台上。应武在高邮教授有年，文游台如果确在泰山庙的北侧，是不会另出心裁地选表竹林寺的。

泰山庙“南以三门滴水至官街为界”，故其界址，在空间上应限在北澄子河岸之北。按梁方仲先生所列宋代尺的长度，相当于现在0.309-0.329米之间。取其较小的值，以每尺0.310米计，则泰山庙东西宽为76.88米，南北长为430.90米。在地图上作一量算，以文游台北缘为起点，至泰山庙桥（北澄子河），其长度为330米，向南逸出100多米；以明代建筑四贤祠南缘起量，至泰山庙桥，其长度为220米，向南逸出210多米。倘以现今的泰山庙与文游台的相对位置作比较，与地貌和水系的实际明显不符。

综上所述，宋代高邮之泰山庙，与明清两代高邮之泰山庙，其庙址是不同的。实际上，篇首所引州志，论列泰山庙之沿革，从开禧二年（1206）至吴元年，其间存在着161年的巨大时间断层。宋代泰山庙，也就是应武所记之东岳庙，应毁于宁宗开禧边衅之后的宋金战争，或其后的宋元战争。吴元年至正统八年，所谓泰山庙的增修，实乃明人异地重建，并落实在现今的这个位置上。宋代泰山庙在东，明清泰山庙在西，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界址继承的关系。隆庆《高邮州志》卷十一，“文游台，在城东二里，东岳庙后。”再续《高邮州志》卷一，“文游台，道光二十三年（1843），知州左辉春重修……同治三年（1864），知州马鸿翔复珠湖书院。旧制，台仍属泰山庙住持经营。”这种前庙后台紧密相邻的格局，乃是明清两代的状况。

由于历史的湮没，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准确定位宋代的泰山庙址。不过，竹林寺与莲花池虽已不存，但其井却是无法移动的。倘或有朝一日，这口井得以重现天日并能够加以确认，则宋代泰山庙位置的确定，也就是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