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安萍中专毕业，被分配在一家机关单位做打字员，闲暇时分，看看小说逛逛商场，日子过得十分安逸。

平心而论，安萍长得不算漂亮，但很有气质。高高的个子，齐耳的短发，藏青色套装，中跟牛皮鞋，见人一脸持重的笑，一个大家眼中标准的职业女性形象。单位也确实看好她，一直在默默地培养她。

这时，一个小伙子闯进了她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她生命的运行轨迹。小伙子叫家明，是单位招来的临时工，在办公室里做些扫地打水、公文校对等杂事，后来领导看他字写得还行，就让他誊一些文稿。

那天，安萍在打家明送来的公文，家明不走，看着她打了一页一页。不经意地，在她掀起那页纸时，一幅花笺露了出来。安萍好奇地捡起来一看，第一句就让她闹了个大红脸，“萍，我朝思暮想的人啊！”一抬头正好碰上家明火辣辣的目光，安萍一时手足无措。

安萍怎么也没想到，她能和家明扯上关系。家明圆圆的脸，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眨动，一身运动装，看上去像个不成熟的大男孩，事实也是安萍比家明大了整整5岁，而且安萍是国家干部，家明只是个临时工，最重要的是家明来自农村，是一个农村户口，在那个年代谈婚论嫁，户口是举足轻重的法码，城市姑娘找农村小伙那是不可能的。

家明尽然无视这些清规戒律，大胆向安萍求爱。一开始，安萍也没当回事，只把这视作小男孩的把戏。可是家明却是玩了命地追。两天一封情书，天天甜言蜜语。安萍喜欢吃葵花子籽，家明就买来葵花，晚上一粒一粒地剥好，第二天用饼干盒装上送给她。有时候，女孩子想要的，真的没有那么复杂，她们不要你把她放到手上，端着、仰视着，而是要你把她放到心坎里，暖着、疼着。

终于安萍接受了家明，然而却遭到安萍父母的激烈反对。安萍的母亲声言，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不会同意这门婚事。她严密监督安萍的一举一动，安萍上下班，她母亲亲自接送。甚至上班时间也到单位察看。为了断绝女儿的心，安萍的父母动用关系鼓惑单位将家明辞退了。安萍的母亲手提包内放着一根皮带，只要在街上看到女儿和那人在一起，就当众拿出皮带抽打他们。安萍的头发被母亲扯掉一把一把的。

然而愈是这样，女儿的意志愈坚。为了躲避母亲的干扰，女儿作出一个果断的决定，抛弃一切，与家明私奔。他们俩悄悄逃到苏北的一个小镇落脚。在小镇，安萍做小店售货员，家明替人家卖家具。一年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

也许爱情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谎言！家明与家具店老板的女儿日久生情，他故伎重演，在某一天又双双私奔了。听到这个消息，安萍晕倒了。醒来后，三天不吃不喝，牙齿将嘴唇咬得鲜血淋漓。但是她还是坚强地站了起来。从此，安萍用微薄的收入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日子。每天早上给儿子煮一个鸡蛋，每个月吃一次肉，过年给儿子做套新衣，她自己多少年不添新衣，有好菜先尽儿子，自己从不动筷子。安萍就这样算计着捱日子。值得欣慰的是儿子十分懂事，学习刻苦，儿子说，妈妈，您等着，我将来一定赚好多钱，让您过上好日子。安萍开心地笑了，她对邻居说，上帝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一扇窗；世上总会有让你活下去的理由。苦熬了18年，终于熬来了出头的日子。儿子考取了复旦大学，收到通知书的当日，安萍热泪长流。

可是上帝也有打盹的时候，不久那扇窗也关闭了。儿子上课时突然晕倒，被送到医院检查，患了骨髓癌。安萍的头脑变成了空白，一夜之间白了头，每天呆呆地看着儿子，也不哭，也不叫，直到儿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儿子走了以后，安萍像醒过来似的，用尽全身力气，将家里的窗玻璃击得粉碎，刺耳的声音惊得邻居们不敢近前。只有一个跛子悄悄地用畚箕扫起碎玻璃。跛子也是苦命人，从小父母双亡，一个人靠着编竹器为生。他一直默默地关心着安萍。只是安萍不愿朝那方面想。

安萍将玻璃击碎，跛子就装上新的，再击碎，再装，直到安萍累了，哇地一声，哭出来了，抱着跛子的双肩，嚎叫着，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此时，安萍的母亲已经不在了，老父亲带信招呼女儿回家，历经磨难、浑身伤痛的安萍带着跛子回到了离别二十二年的娘家。父女俩哭作一团，弟弟弟媳待跛子如贵宾。安萍说，都是我年轻时不懂事啊。

是的，年轻时，对于甜言蜜语，有几个人能抵挡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