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城乡大路上常可以看到有人用自行车载客，靠其苦力挣钱养家糊口，渐渐形成一种行业。

1959年9月我到界首农中工作不久，就听说界首镇以自行车载客的席家顺在省体育运动会取得了优异的成绩，50公里比赛名列第五，100公里比赛拿了个季军，这在高邮体育界是破天荒的大事，也为他日后骑车载客增添了优势。有一次在界首汽车站，我有急事等车上城，有人前来揽客，上高邮的现在就走，六块钱。我说不坐，心想汽车票只要五块五。被人喊作“席大个子”的站在车旁，不喊不揽，悠然等客。瞧他那模样，人高马大，一套单衣裹着他的“车轴身、琵琶腿”，两臂把衣服撑得紧绷绷的。没有一刻，有小两口要上水，主动找老席，双双跨上车子后座的一块长木板。老席说坐好，一跨杠，脚一蹬，车子便急驶而去。我见他们像是熟人，车站卖票的老马说，坐在车上男的，娶亲的时候就是乘老席的车子到水把新娘接回家的，那次，又是车钱，又是红包，少说也有二三十块，抵得上一个职工的一月工资。

1962年我被调到临泽农中工作。当时界首到临泽有一条大路，但没有通汽车。因我的丈母娘家在界首，几乎每月要往界首跑，常是从学校出发，“斜插花”直奔陆家、王营。有一次从界首回校，已是傍晚，丈母娘叫我坐郑大爷（我爱人表舅）车子走，郑大爷也愿意送。我说只要把我送到王营就行了，不仅是为了省两块钱，而是不能让他为我“放空”往回踩。这是我唯一一次坐载客自行车。路上，郑大爷说，干这行够辛苦的，一天跑的次数多了，入夜浑身像散了架。一家七八个人，就靠郑大爷骑车载客和家里人编芦席为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出车前，要做好准备，带上干粮、水、手巾，以及打气筒等修车补胎所用物件，以防路上出故障。他还说，骑车载客没有行规，但是大家有约定俗成的共识，比如不哄抬车价，人家有急事，不乱加价。在一个停车处等客，出车先来后到有个顺序；半路上遇到相向而行的顾客，可以互换倒车。从界首到临泽，有一个供销社主任的独子，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回界首，星期一大清早返校，来回八元，相当于一个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在通汽车的邮宝公路搭客，骑车时特别注意安全，所幸的是从未发生过事故。

我爱人在一沟做民办教师，每月收入7元。有时为了赶早或者错过汽车开车时间，曾在泰山庙坐过几次灰堆巷孙大爷的载客自行车。孙大爷老婆去世，有三个孩子上学，生活艰难。他知道我爱人收入低，将我爱人带到一沟，一次只收一元或八角。我爱人还抱着几个月大的长女去上班，难啊！我的长女现已年过半百，她哪里知道，在她襁褓之际，她也曾坐过若干次载客自行车。当时，社会需要它，一个行业兴起了；如今时代进步了，一个行业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