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雪确实很大，勾起了我半个世纪前对于雪的记忆。

1962年底，经过两个多月的新兵集训，我离开了风雪漫天的吉林占榆，分配到铁道兵3师11团后勤处，担任仓库监护员。营区驻扎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小阳气。没想到，连锦不断的大雪小雪仍然下个不停，一个月要降雪多次。天寒地冻，太冷了。气温一直是零下30多度。那里的冬季，一年长达7个月以上。白雪常年遮盖着平缓的高山。莽莽原始森林，一棵棵青松翠柏，银装素裹。平坦的荒野，铺盖一层又一层积雪。走出帐篷，见到的是两种色彩：头顶是雪后的蓝天，四野是无垠的白雪。夜间去车站卸枕木、钢轨，累了，就和衣躺在雪地上休息。那时，真的没有心思欣赏白雪的多姿美丽，也没有联想雪兆丰年的喜悦，始终充满雪中难熬的痛苦和面对严寒的考验。特别是气温下降到零下40多度的时候，深感寒冷的恐惧。深夜手持苏式冲锋枪执勤，身穿羊皮大衣，戴着皮帽、口罩，脚穿毡靴，脸部挂满了雾气冰霜，只剩下两只眼睛，透过风镜，警惕地坚守在哨位上。每15分钟就得换岗，否则，再强壮的体魄也经受不住寒魔的伤害。难怪老班长告诉我，抗战时期，穷凶极恶的日本兵进入大兴安岭腹地，三进三出，最终不能立足而退却了。唯有我们铁道兵战士，在这里安营扎寨，投入了森林铁路的施工建设。

雪的记忆，也有血的回忆。团部一位刘干事因长年患肠胃病，他坚持跟着大部队挺进大兴安岭，不肯疗养住院。一天，他吐血了，鲜红的血，落在雪地上分外醒目。上级命令我们把他抬上吉普车，火速送往一百公里以外的师部医院抢救。终因雪后严寒，加之当时简陋的医疗条件，不治身亡。他的遗体被运回团部。团首长亲自为他料理后事。为了打一口棺材，我和战友们扛着大锯和斧头，在大雪齐膝的雪山上，找不到枯朽的树木。团政委李可观说：“刘干事是一位孤儿，跟随我多年了，我命令你们就地砍伐一棵优质柏树，打一口棺材。我要向师部报告，承担乱砍乱伐的责任。”墓地选择在高山一块朝阳的平地。大家默默地挥动铁锹，铲除深厚的积雪。爆破手一次又一次引爆炸药，炸开了一个深坑。我们把棺木抬了下去，上面填满碎土和石块。我们坚信，刘干事的遗体在这里永远不会腐朽，他将永远守候在我们修建的森林铁道旁，时时都能听到车轮的轰鸣和列车在风雪中的呼啸的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