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故乡，更感谢新时代

我在这篇小文的副题中有意用了“家书”二字，这是我想将一家人平日谈家常时的亲切和坦诚，融入为文友、亲友写的小文之中。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刚考入扬州师院中文系的我，在上海《萌芽》杂志发表了一篇千字左右的文艺短论，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发表作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对文学的爱好一直没有改变。我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勉耕斋”，意在表明我的心愿是努力“勉耕”。“耕”，指笔耕。由于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文艺评论，多年来我在业余写作道路上，对文艺评论特别是文艺短论下的功夫要多一些。新时期到来后，开始写散文；再后来，如同现在很多熟悉我情况的朋友知道的，随着新时期汪曾祺文坛复出，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至今，我在写作上的精力则主要是放在宣传与研究汪曾祺方面了。

1963年暑后，我从扬州师院毕业后分配到高邮县临泽中学教高一语文，第二年的十月，一纸公文调我到县文化部门从事创作。至今仍记得与同学们在临泽后河车站挥泪告别时的难忘情景，同学们在纪念簿上的题词几乎都写到“祝陆老师早日写出好作品”。那时，自己年轻气盛踌躇满志，但调县仅一年多，迎来的却是十年“文革”。此后，岁月蹉跎，光阴飞逝，无法定心写作，也没有写出多少像样的作品。直到1984年8月调入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这才算是真正踏上文坛，开始蹒跚学步，其间整整30年。巨变的出现，并非我个人的写作水平有了飞跃猛升，主要缘于盼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幼年就萌生的文学梦真正有了一试身手的平台。新世纪以来，文学界陆续有朋友对我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写作，饱含真情写了评介文章，我从心底感谢他们对我的厚爱与鼓励。这其中，当年曾在高邮担任县委副书记职务的申泰岳同志，2017年6月26日在《高邮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漫议陆建华》的散文，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难忘印象。他在文章中如实写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经常在报刊杂志上看到一个名为陆建华的评论性文章，……文章不长，多为千字文，但一针见血。快人快语，我比较喜欢看。其实当时陆建华在县里的处境并不好……”在这里，泰岳同志用平白真实的家常话，回忆了我当年的工作环境与生活处境，任何人读了都不难明白，为什么调省工作后，我经常在文章中写：没有政通人和的新时代，文学于我不止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调省工作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回顾走过的近六十年的写作生涯，我深深体会到，我之所以能在文学的道路上执着往前走，除了自己坚持不懈这个因素，更大的动力来自亲朋好友的支持与鼓励。这么长时间里，若说自己一无所成，未免有矫情之嫌，毕竟发表了500多万字，出版的书（独自署名的、主编和参与主编、策划的）已接近30部，并曾不时得到这样那样的荣誉和鼓励。进入晚年后，我产生了一个想法，选一本能基本看出我长期写作足迹的书，献给一直关心与支持我的亲朋好友，以书汇报，也表达我的感谢之情。现在，我将刚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短论集《花儿为什么不那么红》，以至诚感情奉送到朋友们的案头。

是爱好，更是一种自觉

我热衷于文艺短论的写作，起初是出于一种写作爱好，但1984年8月调省工作后，对文艺短论的写作就逐渐变成一种自觉。我这样说，乍看像是自我表彰，其实不然。几十年的写作实践让我痛切感到，文艺短论对于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对文艺作品、文艺作风及文艺道德、品性等众多方面，及时发表旗帜鲜明的看法，努力发挥文艺评论的弘扬正气激浊扬清的作用，实在太重要了。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只有文艺短论才能以及时快速、明白晓畅等特点，起到许多文艺理论的鸿篇巨制难以抵达的境地，且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我甚至据此认为，文艺短论应该是一种主要为社会、为文艺界特别是为广大民众服务的文体，它的语言应采用最朴实的、最大白话的、最听得懂的文字和文风。有专家把文艺短论称为 “接地气的文艺评论”，这是很有见地的。

我写的文艺短论，其评说的对象自然是文艺；但我相信，明眼人也可以从文中看出我这么多年来的生活、工作与写作的轨迹，看出我的性格、品性与为人。多年来，我有意把自己爱好的文艺短论写作与本职工作结合起来，不但有利于工作，事实上，也让广大读者特别是文艺界从我的文艺短论中，逐步增加对我的了解，增加认同感，以至成为推心置腹的好朋友。由于政治、社会、文艺等多方面的因素，解放后文艺界风波不断，作家、文艺家们对主管文艺的部门习惯自然地保持某种警戒心理。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就很耐人寻味。1986年8月，我在杂志上看到一位女作家发表的一篇描写情爱的新作。此作品总的倾向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具体细节描写上失之琐碎，有的用词有低俗之嫌。我为此写了一篇短论用笔名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指出文艺创作要防止庸俗化，尤其要警惕有意无意的色情描写。就在这篇短论发表后没几天，省委主管文艺的领导邀请部分知名作家参加一个旨在繁荣文艺创作的座谈会，那位女作家名列其中。发言时，这位女作家提到我写的评论，她说：“我们的思想还是有顾虑，有时才做一些探索，便会引来批评……”她肯定不知道，我就是这篇短论的作者，现在就坐在她的身旁。当天晚上，我写了一篇题为《要习惯议论纷纷》的评论，三天后用同样笔名发表在同一报纸副刊的同一版面的同一位置。我在短论中坦诚指出：作家一定要有倾听不同意见的雅量，这对于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大有好处。不能只喜欢听好话。就这篇短评来说，没有领导布置我，也没有接到上级的新指示新精神，我只是作为一名读者谈谈个人的看法，供你参考。你可以不听，还可以写文章反驳，总之，要习惯议论纷纷……这位女作家很快看到了，自然也很快知道我是两篇评论的同一作者。让我欣慰的是，我俩从此成为彼此信赖的朋友。

这样的事例很多，还可以再说一件。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文艺界掀起一股下海经商风，对文艺界正常秩序冲击很大。1994年秋，常州发生一件事，著名喜剧作家张宇清经不住爱人的一再催逼，跟着到南方一个城市经商。他的喜剧创作成绩十分突出，其剧作多次上演，还拍成电影，常州市滑稽剧团因为有了他这个专职编剧，一度时期两个效益双丰收，红遍省内外。地方政府为表彰他对常州文化事业的贡献，给了他很多很大荣誉。他们夫妻感情很好，但让他放弃自己酷爱的事业去经商，实在痛苦不堪。只去南方几个月，宇清又重新回到常州，可是，老婆不依不饶，并以离婚相要挟，两人一直闹上法庭。老婆当众对宇清说：给你三个月考虑，我在南方等你。回南方经商了，一切如旧；否则，坚决离婚。三个月很快到了，宇清没有返回南方，却在《常州日报》公开发表了给妻子的信：《一封不需要邮票的“家书”》，明白宣布，宁可离婚，也不放弃戏剧创作。我是在单位资料室偶然看到宇清的“家书”的，不只感动，更震动。迅即写了一篇短论表示对宇清的敬重与赞扬。这篇文章发表在1994年9月28日的《新华日报》“新潮”副刊上。当天下午，宇清特地打电话给我，他说：“上午看到省报上的文章了，不瞒你说，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流了很多眼泪……”

趁这次赠书机会，我特别想说的是，1984年8月的调省工作，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没有这个转折，我就不可能写出那么多作品，结交那么多文艺界的好朋友。我与文艺界的朋友是一个逐步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后来终成亲如家人的真诚关系。2015年5月，省作家协会与家乡的文艺部门，在扬州联合举行一个关于我散文写作的研讨会，那么多省作协领导、知名作家、评论家欣然到会，并且对我不吝赞美之词。我在致答词时说：“我知道自己取得的写作成绩很难与你们的热情评价相称，我尤其明白，你们来扬州，是鼓励我进一步努力，更是为了表达你们对一位姓陆的朋友的真诚友谊。”

是以书为礼，更是以书明志

这次，我出版一本文艺短论集，敬请文友、亲友们指正。因为无法在书上一一签名，为此特地写了这篇短文，向更多读者汇报一下我到省工作后的基本情况，其根本用意不完全在于请文友、亲友们关注我这么多年写下的作品，更想请大家知道，从高邮出来后，我是努力工作的。说这句话，我问心无愧。

这本文艺短论中的近百篇文章，是从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国内报刊上发表的数百篇文章中选出来的，全书分评论、读“汪（汪曾祺）”和书评三个部分。在每篇文章后面，我都注上写作或发表的时间，为的是让读者能比较清楚地看到我走过的人生轨迹和写作道路。我一直赞赏不张扬、不隐瞒、挫折时不气馁、小有进步不得意忘形的真实的人生，这是一个很高的做人境界，虽不易至，但一直努力之、向往之。我从未炫耀过自己有多高的写作水平，但我坚持写我喜欢写的说真话文章。《花儿为什么不那么红》是我写下的若干篇短论之一。有意取此篇为书名，既因为这篇短论首发《人民日报》，更由于此文与其他几篇也是发表在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等中央报刊上的文艺短论，让我领悟到，文艺短论一直得到党和群众明确的重视与支持，被视为文艺评论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文艺评论工作者为此付出长期不懈甚至终身的努力。

为增加广大文友、亲友对我的了解，除了在书中附上我个人迄今为止出版的有关著作的目录，同时还以“附录”形式，选印了费振钟、雷雨、徐丽玲、柯玲四位评论家、朋友对我的作品和为人的评介，在此，一并谢谢他们长期以来对于我的真诚鼓励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