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出身小地主兼商人家庭，出嫁前生活在上海，富足快乐。晚年的她曾向小辈“显摆”过，身着旗袍，脚穿高跟鞋，用的是巴黎香水、双妹雪花膏，看戏、看电影，日子甜如蜜。出嫁后，她也过的是“大少奶奶”的生活。解放后，父亲失业，靠母亲支撑起七口之家，重担落在她柔弱的肩上。

起初，母亲靠她一双手为对门单位的年轻医护人员洗衣服，每人每月1.5元。平常还好，夏天奇忙无比，拎水、洗衣，汰衣，追着太阳晒干。一堆堆带着汗臭的衣服收回来，一件件干净平整的衣服送回去。头二十个人的洗衣收入解决了家中的大部分开支。还不够，就变卖家产度日。

母亲还拎着头二十斤重的铅皮筒卖过洋油（煤油）。干这行当，穿街过巷，到园（菜园）下乡（城乡结合部），沿途还得吆喝：“卖洋油噢！”开始羞于启口，但苦日子逼着她叫卖。每天卖多卖少，全靠运气。从大的煤油店买进，到一家一户门口卖出，利润似针尖削铁。出门、回家时间极不固定，有时趁人家午饭时间推销，回家吃饭早一顿晚一顿，以至一度时期头晕心虚。有一天她关照我到隔壁天乐园买几个肉包子，分几天食用，竟然治好了“病”。一双裹过又放开的脚就这样留下艰难岁月的足迹。

后来，我家从焦家巷12号搬至6号。母亲在门口放张桌子，卖香烟、火柴、糖果、“荷兰水”。香烟是“大前门”“飞马”，可以拆包零售几支。糖果大都是本地产的料糖做的，一分钱两颗。“荷兰水”是开水放些色素灌在大盐水瓶中，然后又吊在家里井内冷透，再倒在一个个小玻璃杯里，一分钱一杯。甜甜的糖果改变不了我家苦涩的生活，多彩的“荷兰水”也增添不了我家生活的色彩。

后来，迫于生计，母亲去做保姆。做保姆是要看主人脸色的，想不到的是她都遇上了好人。

最早是在泰兴人陈法月家中做保姆，主要是带几个月大的孩子，回家吃饭，一个月15元。母亲主动帮主人做家务，洗汰缝补，样样都来，双方相处和睦。大约一年多后，陈法月举家迁回泰兴。为帮助照料小孩，照看物件，母亲又特地送其回泰兴。返邮回家，正当深夜，大门距我们睡觉的地方甚远，她敲门很久，无人开门，最后夜行人帮助撬开大门才得以进屋。她的含辛茹苦换来了我们的美梦香甜。

然后是在孙明琴、张卓民家做保姆，在他们家管吃管住，每月18元，从大儿子张瑾、二儿子张璇到三女儿张玲，一直都是母亲带。双方相处融洽，亲如一家。大人喊：“陈大妈妈。”牙牙学语的伢子也叫：“陈大妈妈。”直到我参加工作，母亲才不做保姆。双方来往依然密切，张玲的婚事还是妈妈介绍的。

其间，我因肺病吐血辍学，母亲把她心爱的大床卖了183元，为我治病，使肺病病灶较快得以钙化。

母亲晚年小脑萎缩，1995年腊月二十四日跌了一个跟头，从此卧床不起，直至次年八月初五去世。主要是我的爱人和两个妹妹照料处理。我成天忙于工作，现在想想十分愧疚，这是终生无法弥补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