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最冷的时候去了趟海南，那里的气候的确让人艳羡。别看现在是得天独厚的游览胜地，古时候的海南却是交通闭塞，凄荒芜杂，是封建王朝流放逆臣之地。唐朝宰相李德裕用“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的诗句倾吐了谪居的际遇，构成了被贬逆臣的咏叹调。最典型的就是苏东坡因“讥讽先王”而被流放到海南。他的才华尽人皆知，凡落笔处辄成文章，为人传诵，也因此一生以笔买祸，屡遭贬谪。正当苏东坡以为惠州应该是他贬谪的终点站时，一纸新令遂将他遣调到更偏远的海南。据说，是因为他被贬在惠州还作诗，诗歌流露的不是哀怨嗟叹之辞，而是大赞春风中甜美的午睡。传到丞相章（曾经是惺惺相惜的朋友，后因政治路线的不同，章对苏东坡恨之入骨）的耳朵里，章不痛快了，随即上奏宋哲宗，竭尽打压之能事。

绍圣二年十月，已是花甲之年的苏东坡不得不拖着孱弱的身子，再次踏上颠沛流离的逆途。几个月后，他带着与生俱来的自愈能力，又写出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荔枝的甜弱化了他内心的苦涩，将失意之情转移到体察风物人情之上。促成我写这篇文章的欲望的，就是从导游介绍的、苏东坡创作的这首诗开始。大概导游讲这些次数多了，难免有点像背得滚瓜烂熟的教科书，不能总指望她们带有感情色彩，我第一次听说，心灵上还是很震撼的。

海南是一个处在中国文化藩篱之外的地方，可以说，没有苏东坡就没有海南的文化底蕴。在他来之前，这儿一个举人也没有。苏东坡用了三年半（也即他在这流放的时间），以一名开拓者的眼光，举文化兴业之力，办学堂，收弟子，介学风，传播中原文化，开启了海南人读书求学之路。后来，姜君弼成为海南考中进士第一人，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化，文曲星从九重天下凡至此，不得不说是海南的幸运，海南人可以自豪地拥有了本土文化。

夏天的海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白蚁乱爬，让苏东坡备受煎熬。他只得静坐于椰林中，一天天数日子，直到秋季来临。而秋季风雨太多，食粮不继，让他一筹莫展，忍饥饿之虞，煮苍耳为食。他给时任广州的地方长官王古写下文句：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他还在杂记中写食阳光止饿，不知是真言还是戏谑，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解嘲吧。那些仰慕他的官场上的朋友，帮助他兴建医院，也受牵连遭罢斥。虽天高皇帝远的，但当朝的政敌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迫害，时刻不让他安静消停。还好，乡邻们敬重这位和蔼的学者，给他送瓜果肉食以充饥。

绍圣三年是打压重臣最雷厉的一年，苏东坡被从官舍逐出，只得用少量的钱在椰林搭个简棚，教人识文断字，那些穷苦人家的子弟帮他盖房子，取名“槟榔庵”（现为东坡书院）。与无知单纯的庄稼汉谈东说西，聊鬼故事。和默默无闻的匹夫相往还，无需谨言慎行，只以闲谈为乐。“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惟有一幸，无甚瘴也。”他那身处穷厄而不苟于世的精神和无往不快的旷达胸襟，敌人也无可奈何之。

作为一个凡人，苏东坡也会想到自己可能随时遭遇大限，但又有不同于凡人之处。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潜心治学，尽量不让悲观厌世的念头趁虚而入。在这里，苏东坡撇开了政治，不用处理公务，就写词章杂句。没有好墨题写，他就自己试制，烧松脂制黑灰，再用牛皮胶和黑烟灰混合起来，以此为消遣。当地居民迷信，病不饮药，杀牛祀祷，以巫为医。他就到乡野采药，并考订药的种类。告之人们荨麻治疗风湿、医蛇毒有效果。从蔓菁、芦菔和苦荞中提取味道好、营养高的美食。除去这些事外，他还在儿子的帮助下，整理杂记文稿，以他的博闻强识，著《东坡志林》，并完成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的最后十五首，成绩斐然，将人生矛盾的悲慨转为发扬蹈历的豪情，思想自由之灵活也达到了极致。

苏东坡初来乍到，时刻与“寂寞沙洲冷”的心态作对抗。直到最后坦然地道出“此心安处，即是吾乡”。用现代时髦的话说就是“用漫不经心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说得这么风轻云淡的背后历经了多少沧桑啊。他在绝境中自我调节苦中作乐，不让自己长久处于情绪的低谷。

海南考验了苏东坡，苏东坡在这个最艰难的时期努力绽放，成全了最好的自己，体现了一种进退自如、超然物外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