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学校在公社北边的路家大队地界。东风压倒西风，充满革命豪情。公社初中扩办了高中，东风学校也从单纯小学增招了初中。那年春，我调到东风学校，教四年级（四年级就一个班）语文、算术。

学校南面有条不大不小的河，学校吃用的水都是这条河的。临河一排房屋是学校食堂和几位男女老师的宿舍。再后面有两排教室，中间一排的最东端教室一隔为二，西边是我教的四年级班，班小，只有十几个学生，东边是四位男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四张单人床占据了大半空间，我在隔壁上课，能听到老师在办公室的评价。

学校东边有条通往横泾的大路，路西边是供销社。供销社的门店里有个肉案子，包给一位姓赵的小刀手。每天大早，小刀手杀了猪留下下水作薪，两大片肉再由小刀手在供销社出售，收入归公。方圆若干大队人家要吃肉，就在这里买了。但凡有人家里有事，要点肉或猪肝腰子之类的，须在头天与小刀手打好招呼预留。东风学校的食堂不时要买肉，都由炊事员陈老师去打招呼。

陈老师瘦巴巴的，四十多的人看上去像五十多，嘴里的牙齿不齐整。他原是民办教师，文化有限，学校里来了一批知识青年做教师后，他改做了炊工，大家还喊他陈老师。陈老师的儿子在本校上初一，数学成绩不怎样，老被数学老师喊到办公室说话，小陈低着头，耷拉着眼皮不开口。有人说老陈儿子已定了亲，是我班上的学生。我知道这女孩，漂漂亮亮，普通话说得好，我常在课上喊她朗读课文。此后，常有老师到我班上看老陈的儿媳妇，看了都拿老陈开心，说一朵鲜花……

陈老师工作尽心尽力，十大几个老师的饭，十几个常代伙的学生，雨雪天临时吃饭的学生更多，陈老师都能把锅当好。下午得闲，他常在校园的菜地上拾掇。有一次中饭菜炒绿豆芽，那豆芽只有寸把长，大家都奇怪，原来陈老师想自己发绿豆芽做菜，谁知方法不当，几天过去，豆芽不见长，老是寸把长，怕是长不了了，又怕烂了，就炒了吃了。大家都笑了——老陈的豆芽长不大。冬去夏来，做饭烧水，老陈一个人从周一忙到周六。星期天，大家过意不去，都要他回家忙忙，自己解决早饭中饭。

学校里有一位女老师是上海知青，叫宋存娣，上海女孩，叫什么娣的、妹的可多了，她是投亲靠友插队来高邮的。上海女生，干净、洋气，穿着窄口长裤，说着有上海味的普通话。宋老师有一男朋友，也是上海知青。星期六晚上，男友常来学校，一到学校就钻进宋老师宿舍。宋老师宿舍在食堂紧隔壁。我们在这边吃晚饭，就听得隔壁的上海对话，大概知道我们都听不懂上海话吧，两人声音老响老响的。可她男朋友长什么样，我没看清过。

一个星期天，忽然食堂里窜进了一条猫。吃猫肉。有人说，众人应。于是几个小青年男老师，费了好大的劲捉住了猫。可怜的猫，被剥了皮，烧了一大盆肉，怪香的。晚上吃饭时，宋老师问，谁买的肉？吃吧，不要问哪个买的。宋老师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好吃吗？蛮好吃的。好吃吧，这是猫肉，下午打的。宋老师闻言，脸色大变，出去吐得哇哇的。男老师们伸伸舌头对视而笑。从此，她再也不敢碰男老师们烧的东西了。

第二年春季开学，初一年级少数学老师，我改教了初一数学。这时学校又来了一位上海知青，叫瞿七一。七一生于七月一号，故名。七一插队在江西，因离家太远，后来转插到我们公社。他高个儿，头发有点卷，白净，帅气，出身艺术家庭，多才多艺。他顶我的四年级班，还兼教了几个班的音乐课。

学校开音乐课，却没有教材，教什么，全由老师。教什么歌呢？广播里全是语录歌，还有新填了词的革命历史歌曲，像《毕业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听了。七一会吹笛子，于是他用笛子吹了《洪湖水浪打浪》，吹了《红梅赞》，吹了他带来的江西民歌。孩子们哪听过这些，七一的笛声大受欢迎。笛声传到别的教室，上课的老师、学生的耳朵都竖起来了。

一下课，七一的身边总围着好多男生女生，个个瞿老师长瞿老师短的。

六月初，夏收夏种，学校放忙假，七一到他插队的生产队参加劳动。在一次场头休息时，他下河洗脸擦身，不小心滑进深水，他不会水，导致肺部呛水不救身亡。听到消息，大家很为他难过了好长时间，好多学生哭了。

这年秋后，学校又来了一位上海知青，女生，姓姚，高中毕业后也投亲靠友来到祖辈的家乡插队。她向我们介绍自己时，自豪地说，我姓姚，姚文元的姚，叫姚贾云。她个子不高，长得蛮好看，圆脸，辫子编到发梢再折回别在发根，坠下两个圈圈。姚老师话多，讲她在学校时是迎宾队队员，常常停课去迎送外国友人，穿着漂亮的背带裙，手拿花环，在机场出来的大道两边迎接外国领导，边跳边喊，欢迎欢迎，热列欢迎。再过几天就是欢送欢送，热烈欢送。到上海访问的外国领导可多了，还见过西哈努克亲王呢，可好玩了。姚老师边说边舞，沉浸在了当年的迎宾队里。

她想教高年级语文，学校领导偏偏让她教一年级语文，她不太高兴。我们听她课时，发现她汉语拼音读不准，把“点”这个字音的韵母ian读成an，d-an-点，最后的音还落在点上。领导与她交换意见时，她再三强调自己没学过汉语拼音。

没多时，听说她成了公社办公室秘书未来的儿媳妇。于是大家越发逗她说话，她也总是没完没了眉飞色舞地说。话说多了，大家发现她拎不清别人的话是好话还是坏话。不说话时，常看到她一个人坐在一边发愣，不知她在想什么。

一九七八年，我考上师范。我走后不久，听说宋老师在知青大返城时回了上海，姚老师的精神出了问题，病退回沪，和王家的婚事也就散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特地到东风学校寻觅旧踪，学校撤了，留下几幢老旧的房子。

老陈该很老了，三位上海知青，七一去矣，两位当年的女生，你们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