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妈妈”是我妈妈，也是我兄妹仨的妈妈，但更是蚕的妈妈。

我妈妈是扬州人，家住皮市街附近，姊妹很多，从她记事起家道日益衰落。外公是个穷教师，一点薪水入不敷出，晚上总是靠着煤油灯一边看书一边将就着拾几粒盐黄豆下酒，一家生活很是窘迫。外公去世又早，家里直接揭不开锅，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妈妈就撕开面子到耶稣教堂排队，等一点慈善施舍的稀粥艰难度日。后来她发奋考上了镇江蚕桑专业学校，她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转机，用功得可怕，起早带晚背书，使眼睛不但落下了深度近视，还埋藏了不可治愈的疾患。跟随新中国的脚步，妈妈从镇江蚕专毕业，响应祖国需要，听从组织安排，孤身一人被分配到了高邮，从此开始了一辈子的蚕桑指导工作，陌生的高邮便成了她的第二故乡。高邮，在抚慰了她离别老家痛苦的同时，也使她得到了属于自己小窝的满足，更让她热爱上了终身为之奋斗的蚕桑事业。

妈妈满足的小窝实在简陋不堪，两间终日潮湿的厢房不说，所有结婚用的家具都是从单位借来的，什么床架子、棕绷子、桌子、凳子等都烙有“县政府”的火印，自办的家私仅有摞在凳子上的两只皮箱。为了应付偶尔回来烧顿饭，爸爸在县城北门外东大街买了一只小锅箱子，只好放在连通的屋内，一顿饭把满屋烧得乌烟瘴气。

妈妈个头不高，体型较胖，性格特别倔强。她工作虽说是在县机关，但工作性质和工作对象却都是在农村。那个年代下乡，交通尤其不便，不仅没有好路，也没有专门的车船交通工具，能搭上送客的二轮车就万幸了，一次下乡工作没有十天半月回不了家。妈妈常常背个背包，徒步下乡，踏着冰封的高邮湖面跑过塔集，穿过荒无人烟的荡滩走到临泽，漫长的路上一片荒野，眼前的风景熟视无睹，心底也泛不出诗情画意，唯有喜欢从口袋里不时地拣几粒盐黄豆消遣。一路走一路赶，走到哪儿天黑就敲陌生的农户家借宿，给个一毛两毛的代个伙。我妈妈最怕跨“缺子”、过独木桥，田埂上摔跟头是家常便饭。越怕越容易出事，有一次竟从几人高的坏木桥上一屁股摔下河坎，一口气岔得老半天才呼出来。妈妈工作认真得几乎顶真，更确切地说是那种不会转弯的耿直。有一次，一个乡以粮为纲把整片桑树砍了，她气愤地直跺脚，二话没说，提着一棵被砍下的桑树，迅疾上城，直奔县政府，猛地推开正在开县委会的会议室门，一下子把桑树摔在县委书记面前，来了个“御前”告状。妈妈是县里栽桑养蚕的专家。每到蚕种催青时期，她便整天泡在催青室，对各批次的蚕种做解剖、观温湿，合理调节发育进度，提高蚕种孵化率，每小时要亲自做一次记录，夜里也不间断，以至吃住都不肯离开半步。一旦下乡，就带着当地技术员跑村串户，查桑苗，发蚕种，抓共育，防僵病。与蚕农“混”得熟透了，她索性不住在乡政府招待所，直接到蚕农家打地铺。她亲蚕爱蚕，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走到哪个乡，同事们都唤她“严指导员”，而蚕农们见到她却叫成一片“蚕妈妈”。

妈妈工作起来就不顾家了。爸爸从事的也是农村工作，这就苦了我们兄妹三个。我哥哥四岁不到便被送到姑母家承继，妹妹刚出生就被送到与妈妈同住一个产房的人家寄养，我则在几个奶妈转接后落脚在邻居奶奶家当孙子，一家人被迫四分五裂。比较起来，我算是得到母爱最多的了，因为毕竟妈妈有空就到奶奶家来看一下我，把我抱在怀里，亲个没完没了。妈妈感到很亏欠我们，常说退休后烧饭给我们吃，可还没等到退休，就已经病魔缠身了。不得不提前病退的她，好像一点也不再记挂她的蚕桑事业了，更多的是自责，经常流露出愧疚感。过继到镇江的我大哥已然回不到身边了，她每每悔恨得独自流泪；寄养的人家视小妹如己出不肯归还，她硬是把小妹抢回了家，差点要拼命。不过，妈妈晚年稍许得以慰藉的，是她荣获了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颁发的勋章，以奖励她在农技推广工作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我并不真正了解我的妈妈，即使很早以前我就读过茅盾的《春蚕》，也仅仅只是对养蚕和蚕桑人的一点肤浅感性认识而已。一直到后来，我越来越觉得李商隐《无题》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千古名句，倒好像是为我妈妈量身定做的呢？打开尘封的影集，其中保存了一张妈妈年轻时的照片，很靓，打了两条长辫子，穿着列宁装，一脸憧憬的神情。我默默地看着她，映现出她的漫漫足迹，追寻着必然联系的答案，良久，一直看到她从画面中走来……其实，妈妈非常开朗活泼，对生活充满热情，对困难能迸发出超极限的意志力，对未来怀有美好的向往，具备新中国新女性的一切特征。她喜欢读励志书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她崇拜苏联英雄无脚飞将军马列西耶夫，她非常欣赏的一句话是“工作着是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