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秋之际，大淖河边多了一排红砖砌造的平房，有十七八间，在芦苇摇曳的大淖，很是扎眼。它是国营的育肥场，隶属县肉联厂，专收购鸭，也收购鹅。大门坐西朝东，位于窑巷口北段。当时，生产队集体饲养的高邮麻鸭从通向四面八方的河上赶过来，少则头二百只、多则几百只，“呱呱呱”地进了育肥场，等待收购员看鸭、司磅。赶鸭的有三四人，其中必有一个会计，以便结算账目。说它扎眼，那是汪曾祺笔下的大淖河边的炕房、草行、通向北乡东乡的航道，被育肥场涂抹了不协调的一笔。但是，从发展副业角度来看，有了它，可以鼓起集体的钱袋子，成群的麻鸭迤逦而行，“鹅鸭烟中乱，鱼虾雨里腥”，倒也成了一道风景。动乱年代总依然有好人干的好事。

好人未必是能人。在育肥场20多人中，有主任、会计、付款的、炊事员，直接影响场里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非收购员莫属。据曾担任过司磅的好友吉有富介绍，收购员陈学贤、褚加宽等三四人工作极负责且精明。每当几百只鸭子送上门来，他们对每只鸭子都要过手，将鸭子分为三等，四斤以上为头等，四斤以下至三斤二两则次之，最低一等不得轻于二斤半。大毛未长齐的和病鸭不收。每天数以千计的鸭子从手上过，够辛苦的。他们对每只鸭子一拎（颈项）、一摸（鸭屁股）、一抖（看大毛），就能知道等级、肥瘦，对鸭子的斤重能估摸得误差仅在五钱至一两之间。其本领，可以与汪老笔下《鸡鸭名家》中的陆鸭媲美 。当时，他们风气正，不欺农，也不收礼。有生产队送一只鸭子给他们下酒，没门。场里并无如今“几不准”的规定，但绝不收礼。他们说，我们成天与鸭子打交道，鸭味闻够了，不吃鸭！他们何尝不吃鸭，要吃，厂里有待屠死掉的鸭子，五毛钱一只，卖掉鸭毛三毛钱，两毛钱就可以用红烧鸭（不宜烧汤）下酒，全家共餐，美了一家人的味蕾，其乐融融。

收购下来的鸭子临时放在四五十个用石头砌的围堰里，有渠道与大淖相连。也喂食，鸭子多，吃食时像一个个小疯子。夜里鸭子睡了，安静得很。可是到了次日天尚未亮时，鸭子吵声大作。古代诗人有“群鸭惊鸣转五更，诗人宿酒未全醒”的雅兴，育肥场周围的百姓却有打破晨梦的烦恼。那时，群众认为是公家为民办的实事，它带动当地局部繁荣，还有人可进场当临时工，故无扰民之说。

育肥场是鸭子暂栖地，它们的去路通向何方？一种是可以达到屠宰标准的鸭子成群结队直接送往肉联厂。每当天亮便浩浩荡荡上路了，赶在肉联厂上班时待宰。另一种是按照省下达的任务，用笼子将“卡子鸭”装好，驱车送往扬宁，供应节日市场。

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是湖上放牧、育肥，其艰辛程度为全厂之最。育肥场鸭子走上被屠宰的“不归路”并非只是从东大街浩浩荡荡去肉联厂，还有一条道是从大淖河边出发，经北头石油库越过运河东堤下河。其时，早有三四条小船等候，每船一人，再将鸭子赶过西堤，进入浩瀚的高邮湖。小船则随之拖入湖中。一般进入湖中的鸭有四五千只，就靠三四个赶鸭工将进入湖中的鸭吆喝着北上界首滩。那是放牧、育肥的绝佳去处。放牧时间多为初秋季节以后，每年两次。每期放牧、育肥，为期一月。肉联厂专派行家里手到滩上检验鸭子育肥程度。凡是符合标准的，由赶鸭工将它们从湖中原路赶回。此时的鸭子不再回育肥场，而是进入肉联厂屠宰线。

1985年，随着体制改革，肉联厂停业了，育肥厂停摆了。育肥场的旧址已为“珠湖水上新城”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