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妈妈于1934年7月出生在一户贫苦的农家，8岁时生母染上狂犬病离世，从小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十二三岁便帮着家人做农活，下荒草荡里割柴草、装船、拉纤，上三垛、兴化卖柴草。18岁那年娘家人为了接济春荒，以200斤稻谷为礼金，把妈妈许配给了同命相怜的父亲，从此开始了她新的家庭生活。

妈妈新婚回门后再回到新家时，眼前的情景与几天前判若两样，原先摆设的家具一件也看不到了，连一张吃饭桌子都没有。面对家徒四壁、穷得叮当响的家境，妈妈咬咬牙还是认了。家里没有田地，租人家田种；家里没有农具，利用人家夜晚休息之际，借人家水车夜里踩车灌溉农田。经过全家人顽强拼搏，在短暂的两三年内便有了很大起色，不仅粮食年年有余，还添置了大型农具(耕牛、农船、水车等)，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后，连同家里私有田地一并加入了初级社高级社。

妈妈生我时，正是1958年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国农村普遍办起了农民公共食堂，提倡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可好景不长，只过了几个月，便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供应不足，改全村大食堂为生产队小食堂，各家各户把稀粥打回家再加糠皮、野菜煮食，以此度命。我这幼弱的生命再也吮吸不到妈妈的甘甜乳汁，而妈妈就像反哺鸟儿一样，把仅有的食物放在自己嘴里嚼烂再吐出来喂我。

妈妈生育了我们姐弟五人，其中最小的弟弟夭折。妈妈年轻时曾在上海做过富人家的佣人，虽然自已不识字，却很懂事理，非常羡慕文化之人，她把这份情愫全部倾注在我们兄弟的上学上。上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前，凭生产队出工，分粮分草分钱。我们一家六口人，只有父母是劳力，还要供我和两个弟弟上学，家庭生活很困难，甚至有时揭不开锅，但爸妈都没有想停过我们学业的念头。那时我到横泾中学上高中，书钱学费每学期6块钱，一个月生活费2块钱，这仅有的8块钱就难倒了全家，总是妈妈出面用热脸和人家套近乎、说好话借钱供我们上学。

妈妈时常教育我们姐弟做人要诚、做事要勤，不求每个子女都成才，但愿每个子女都成人。她言传身教，我们做子女的则耳闻目染。父母相濡以沫五十几个春秋，从未红过脸、从未动过粗；和老妯娌们相处至今仍亲如姐妹，相互照应。亲戚朋友只要有困难相求，她都尽力帮忙。这些良好品行，也得到众村民的好评。

妈妈于去年春季身体有些不适，经医生检查诊断为贲门癌晚期，并建议回家保守治疗。通过一段时间的药物调理，病情未有好转，至去年国庆节前已是病入膏肓，吃粥吃饭都难以吞咽。妈妈是个明了人，也知道自已病因，要求我们姐弟四家人在国庆节期间回来聚一下。我们如约而至，妈妈很开朗，跟我们尽说些开心的话，午饭后便带我们姐弟四家人去高邮金店，她把平时儿女、孙辈们孝敬的钱，全部拿出来买金首饰，每家一份，作为传家纪念。此时，我们做子女的，难以用言语表达对母亲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