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呆子就喊我去看水，说看好水再吃早饭。

呆子是我们邻居，叫王立争，住在“知青屋”东面。呆子不呆，两个字是绰号。他心直口快，藏不住话。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也说。如此之性格，在一般人看来，他就是有点“呆”。         

呆子是生产队的看水员，此时最忙。小秧栽下去才半个月，田里水少了要进，多了要放。队长让他找帮手，他就找上了我。我口袋里有“飞马”。“飞马”是高档香烟，二角九分钱一包。呆子只抽八分钱一包的“经济”，与我在一起，他有“飞马”抽。

我们扛着大锹，边走边聊边抽烟。满田的绿，精神抖擞，直逼你的眼。水汽氤氲，好像一层透明的轻纱，浮在半空中，仙境一般。

“老天架势，秧苗长得多好！”呆子喊声醉人，刀刻般的皱纹一下子舒展开。

秧苗一天比一天绿，一天比一天壮。每天看水，呆子都要舒展着刀刻般的皱纹，重复那句醉人的话：“老天架势，秧苗长得多好！”

一天傍晚，正准备收工。突然，狂风大作，乌云翻滚。没有雷声，却大雨倾盆。人们从秧田里爬上来，直往庄子上溜。呆子身高个大，却落在最后面。他似乎并不在意风吹雨打，高声而兴奋地喊道：“下得好，下得好，秧田要水！”

这雨连续下了两天三夜，一点也没停的迹象。秧田的水，满满的。远远望去，白茫茫一片。秧苗只露出一个个的小尖尖，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遭受灭顶之灾。外河水位高过内河水位，内河水位又高过秧田，秧田根本没法放水。队长皱起眉，呆子苦着脸。整个生产队，男女老少，脚下沉沉的，像有千斤重。

公社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每个生产队派水车上坝，由内河向外河排水，使内河水位低于秧田。通知上午八时许到达，临近中午，我们生产队的水车就已经在坝上安装好。队长排班。白天，上午一班，下午一班。晚上，上半夜一班，下半夜一班。四班倒，歇人不歇车。每班八人，分两组。两组交替，踩半小时，歇半小时。

我与呆子同班同组。呆子把我拽到水车上，认真关照。大意是，脚下要注意，如果踩空车拐，就得“吊田鸡”。不“吊田鸡”，脚会碰伤，轻则破皮，重则出血。呆子做了个示范，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所谓“吊田鸡”，就是两只膀子套住水车扶手，双脚离开车拐，身体向上缩。 此时，你就像只大青蛙，被吊在水车扶手上。高邮人把青蛙叫做“田鸡”，故为“吊田鸡”。

呆子他们心急，用尽全力，“吱吱嘎嘎”，“哗哗啦啦”，把个水车踩得飞快，恨不得立即就将内河的水位降下来。我从来没干过这活，一开始很不适应，老是“吊田鸡”。 一看到我“吊田鸡”，呆子总是喊道“慢点慢点”，等我重新踩上车拐，不一会儿就又快了起来。

白天还好，晚上就有点危险。那是某天的下半夜，我们第一组先上水车。前半程，我踩得一点都不差，已经踩熟练了。后来越踩越不行，生物钟捣了鬼——双脚不由自主地踩着，人却打起瞌睡。“不好！”呆子一声大喊，我方惊醒，连忙“吊田鸡”，可是已经迟了，左脚被车拐碰上。下来一看，还好，只碰破一点皮。

在坝上，我们奋战了十多天，七月中旬末终于结束。最不能忘记的，是结束前那一天的下半夜。那一天，白天雨就下得特别大。晚上，雨势加强。下半夜，雨更是凶猛无比。才爬上水车，风刮得人睁不开眼。雨借风力，倒向头顶，流在脸上。人就像闷在河里，透不过气。我们坚持着，越是这样越要拼命。干了半个小时，我们这一组休息。避雨棚里，大家都在喘气。我累之极，刚想睡，突然传来一阵悲切声。一睁眼，呆子坐在不远处，嚎啕大哭。那情景，我一生再也没遇到过！一个能挑三百五十斤担子绕打谷场走四圈的汉子，竟然哭得捶胸顿足！呆子一边哭一边喊：“老天爷，做做好事，别下了！再下，淹了秧田就要讨饭，60年那样的日子难熬……”呆子本就是个大嗓门，这哭声和喊声盖过风，盖过雨，刺破人心。“60年那样的日子难熬……”——这话在当时，只有呆子敢说。借着马灯微弱的光亮，我看到呆子身在抖，脸在抽。

说来奇怪，夜里雨下那么大，到一清早，说停就停了，但天还阴着。呆子拉我去吃早饭；一到他家，他不忙端饭碗，却烧起香来，嘴里还念念有词。“呆子，你迷信！”“新农民，不要瞎说，菩萨在上面！”

到了下午，我还在睡。呆子把我从床上叫醒，笑容可掬——与昨夜相比，判若两人。“新农民，有命了，有命了，天要转晴，不会再下了！”“谁说的？”“公社通知的！”“呆子，那你早晨烧香，白烧了！”“不，菩萨保佑不下的！”说着，呆子跟我讨了一根“飞马”，点起来，惬意地吸一口，哼着《社会主义好》，走出大门。大门外，已经燃起晚霞。

两天后，水退了，秧苗直往上蹿。我们去看水，呆子脚下生风，脸上开花，醉人的声音又响起：

“老天架势，秧苗长得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