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短暂的军旅历程中，和老戴相处的时间最长，他当三营营长，我是三营文书。从我的寝室到他宿舍仅有十步，中间隔着营部。

离开家乡前往南京，我踏入军营的第一站是一营，紧挨着兄弟三营。戴营长的威名，我有所耳闻，因为在新兵连的竞赛比武中，由他率领的三营的气势似乎更足一些。后来，有几次在营院里偶遇，他一米八几的大块头，国字脸，眉宇之间透着英气，让人敬而远之。

由新兵连转入学兵队没多久，我被抽调前去参加空军后勤部组织的实战演习。任务结束归队时，恰逢团部分兵奔赴全国各大场站，我和其他三位参演战友作为“火种”，被安排留团带兵。一天，训练间隙，孙排长透露一个消息：我们四人当中将有两人要调往三营，就等着团里开会决定了。说句心里话，我当时还是有点压力的，军事素质并不十分突出的我，可不想被收入严苛的戴营长麾下。

人生如戏，你怕什么，它却非要拧着来什么。最后，我还是被抽去三营，成了老戴手下的兵。周一上午，团里例会研究决定后，一营营长和教导员回营就集合队伍，宣布了此事，并命令我们立即收拾行李、打好背包去三营报到。中午的时候，我已经坐在三营的食堂用餐了。

刚进三营，每天照例是学习、训练和劳动，和戴营长没有太多的接触。有一天，教导员找我谈心，老兵即将退伍，营部缺个文书，征求我个人意见——愿不愿意接棒。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老戴是扬州人，和我算是老乡，为了回避，他并没有推荐我当文书，是教导员主动提的。

自从当了文书以后，我每天几乎是两点一线，来回于营部和团部之间。即使是休息时间，我也要值班看守电话，因为团里的领导经常“电话查岗”。就这样，整天沉浸在琐碎的事务当中。到了年底，营里研究上报“优秀士兵”人选，我却意外落榜了。当时，我还是有些失落的。老戴一眼看穿了我的心思，他解释说团里分配的名额有限，三营班子决定把“优秀士兵”的荣誉留给基层连队带新兵的班长，让我来年再争取。

别看戴营长长得五大三粗的，他也是一个细心的汉子。有一次，我请假外出。他就问我到光华门干什么。我没有隐瞒，告诉他自己想参加某个青年文学大赛，《解放军报》也是主办方之一，需要汇款八十元。老戴当即质疑，比赛就比赛，还要什么钱？他提醒我，不要上当受骗。我当时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但由他这么一点拨，想想也是。毕竟，那时义务兵的津贴一个月才六十块。为了弄清事实，我给《解放军报》社写了封信询问此事。没过多久，我收到了时任《解放军报》文艺部主任曾凡华大校的回信，声明《解放军报》从未主办过任何形式的青年文学大赛。

戴营长吃东西着实有些挑剔，还是一个“刀子嘴”。有时候，他加班过了饭点，就抓我的差，去做个蛋炒饭或煮个方便面，外加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我第一次给他做蛋炒饭，端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很惊讶，问我怎么看不见鸡蛋。我得意地告诉他，鸡蛋全部裹在饭粒上了！他用批评的语气对我说，正宗的扬州蛋炒饭应该看到清炒的鸡蛋。他见我默不作声，一下子意识到话不该那么讲，突然话锋一转，和我聊起了他最爱吃的“妈妈菜”。或许是太饿了，他很快将一碗饭扒完，并且直夸我饭炒得松软，色香俱佳。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义务兵服役期将满，面临去和留的问题。我想留下来，戴营长和三营的其他领导也希望我能留下来。因为经过一年多的磨合，我们已经相当默契了。当得知当年转士官的名额相当紧张的时候，老戴为我的事，还专门找团长作了汇报。最终，副团长亲自去南空后勤部申请也没争取下来。我还是要由衷地感谢老戴，毕竟他尽力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是我和老戴都没想到会散得那么快。退伍前，老戴送了我一双新款运动鞋。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部队，文书岗位‘困人’，这一年多来，你也没有机会好好锻炼身体，回去以后一定要少坐多动。这双鞋留个纪念吧！”

我离开南京的那一天，老戴早早地给嫂子打了电话，特意一起赶到中央门长途汽车站为我送行。登车与他告别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老戴头也不回地向车站外走去。

听同龄兵讲，我退伍之后两年左右，戴营长也退出了现役，转业到了地方公安局工作。十九年过去了，我现在已是老戴当时的年纪，将近不惑。而再过两年，他应该就要退休了。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也没有机会再见面。

相见不如怀念，这种感觉或许就是最好的。我相信，这些年，“无欲则刚”的戴营长也一定过得比较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