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19号，我插队到甘垛公社沈团三队当了知青。从此，那里有了我的家。那年，我16岁。

这个家，一住就是十年。

十年，我经历了很多很多。

六个知青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很短，陆续就有人上高中，或转户口，或进厂而离开了这里。当兵，上学，招工都和我无缘。因为无缘，我格外坚守，以为有个好的劳动表现能让自己得到什么。

在这里，我知道了农村的苦，农民的穷。我看到墙上写着“闲时吃稀，忙时吃干”“红薯很好吃，我就很爱吃” 的标语。我看到社员们起早贪黑，与天斗，与地斗。我看到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无大起色，虽无温饱之虞，却也没有其乐无穷，农民的生活并不富裕。我知道了，单靠种植粮食，集体富不了，农民富不了。天天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可粮没上去，全面也没发展好。农民除了被捆绑在集体的大田里，还能干什么？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贫穷才是光荣。

十年，我熟识了一批宽厚年长的男人，感受到来自他们水般的温润和大山般的宽厚。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做农具、做农活，教我们怎样干才讨巧省力。领略了一批热情能干的女人的关心，她们帮我们洗被缝被，撮稻（稻谷碾成米后，须把米放在筛子里，靠手工旋转，使混在米里的稻子集中在最上面，再用手把稻子撮出来，不然没法吃。这活儿我们做不好。）

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个从不骂人的生产队长王福海。下乡没几天，一位老奶奶就对我们说，告诉你们这些新农民啊，我们的队长好呐，从来没有骂过人，不像人家妈妈奶奶的。在以后的日子里，真的从没听他骂过人，更没骂过娘。农民对待新农民的友善与关爱，从王福海对我们的照顾中充分体现了出来。下乡半年后，知青所有的政策性照顾都没有了，停止了粮油的供应。知青与农民一样，麦场吃面，收稻吃米。一个麦场，摊火烧饼，煮火烧饼，煮手擀面，煮挂面，煮面疙瘩，缺少作料，吃得天昏地黑，吃得倒胃。长了十几年，也没有这几天吃的面粉多。队长看我们这副活受罪的样子，于是开仓放粮，称稻子给我们。就是从这时起，直到我们离开，生产队每月给我们每人70斤稻子。70斤稻谷碾成米不少于45斤，这是按每人一天一斤半米算的账。我们很感激，很感动，也很满足，这是我们这些新农民才能得到的待遇啊。

冬天，我们的柴火不够烧，福海队长说，你们到草堆上拔些草来烧吧，要省着烧啊。于是我们心安理得地烧着从草堆拔来的稻草。农民说，你们烧的草是从牛嘴里抢来的呢。我们才知道这烧草的不易。

春天，河边，田埂边，漫田遍野地冒出了一地麻菜。三四月，满眼的麻菜花开了，它们争着和油菜花比赛，虽然个头不大，却也开得热烈奔放。我们从它们长出的时候起，就从田边铲回来，洗净，用盐腌了，生吃有点辣，炒了吃，香极了。福海队长说新农民不得咸，挑点麻菜来腌吧。于是这成了队长赋予我们的特权。社员们只有羡慕的份。

每天大早，福海队长站在出工牌下(工牌就挂在我们知青住处的墙上)排工。一块木板，上面挂满了小牌牌，牌子上写着农活名，写着男女劳力姓名。在上面我们认识了课堂上没学到的字，薅草的薅，戽泥的戽，撂草粪的撂……

十年，我看到了憨厚的加祥和漂亮姑娘陶金之间美好的爱情，我看到了小龙和小七子不忌贫困相慕相爱，我听到了根香、定子、小兰这群姑娘们婉转又带着乡村野味的栽秧号子。

十年，我学会了大部分的劳动技能，能挑百多斤的担子，能扛百多斤的笆斗过独木桥，能把木船撑得飞快，能躺在草堆里呼呼大睡，能毫不在乎水田里黑悠悠的水蛇和扁扁的蚂蝗，更能毫不在乎衣领袖口上白胖的虱子、红通通的虼蚤和扁扁的臭虫。

十年，我看到了我的近邻腊狗子兄弟俩的一贫如洗到依然的一无所有。

十年里，我看到了生产队里没有一个农家子弟靠推荐走进各级中专或高校。通过读书，走向大社会，对于这里的农家子弟来说，是个奢望。

诡异的一九七六年，灾难的一九七六年，希望的一九七六年。终于，文革结束，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

一九七七年，高考恢复，中、高等学校招生步入正轨。

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了中等师范学校，离开生活了十年的这个家。这一年，我的邻居王国祥的儿子王富裕考上了大学，这是1949年以来这个庄子的第一人。富裕上了大学，给这里的农民子弟带来了看得见的希望。从此，接二连三的农家子弟进了高校，走进了城市，过上了他们的祖辈父辈们未敢想过的日子。这是改革之风的吹拂，是正常社会之必然。

这一年，中国的农村迎来了希望。改革，使农民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农民的钱袋子开始丰满，农民的脸色开始红润起来。

知青十年，从此，我再没有也不敢看不起农民。

2018年是上山下乡50周年，2019年是我插队50周年。离开农村40年，对那里始终有着一种魂牵梦萦，是因为，那里有过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