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大姨，常想起大姨的笑。她是个爱说爱笑，做什么事都风风火火的人。

母亲七姐妹中大姨最大，十四岁便开始做农活，吃过很多苦。大姨嫁得不远，在外公家后面一个村子。相对于外公家，大姨的婆家很穷，连成亲时的房子和床铺也是借的。过去形容人家日子不好，说家徒四壁，大姨夫家连四壁也没有。没得吃的年岁，外公担心大姨，总派小女儿——我的小阿姨去打探：去看看你姐家烟囱有没冒烟。外公的意思是，派人上门，大姨拿不出吃物招待，会难堪的，所以只派小阿姨远远地张望。

大姨和大姨夫都是劳动的好手，他们很快砌了一个泥屋，后来不知怎么遭了一次大火，外公陪嫁的珍贵的凉席什么的，一把火烧了。大姨再次白手起家，抟土做土砖，泥起小小的住所，拖儿带女地住进去。

我印象中的大姨却没有这些事件影响下应有的沧桑。大姨是爱笑的，一口整齐的白牙，总要咧到腮帮子，她又是大嗓门，声音比五姨浑厚，显得胸腔有很多共鸣，因此，大姨到我家做客，是不需要人通报的，她一来到村口，便自带气场，沿途打着招呼，说着笑着，一路到我家来。连村头的狗也格外热闹些，追着大姨一路颠着尾巴跑。

大姨走到屋后，墙院子里的我妈就提前知道了：她姐来了。

我妈笑着迎出去，一边吩咐我们：“你大姨来了，把院子扫干净，然后洗锅！”我们知道，接着是让我们煮糯米粥，炒黄豆或蚕豆。大姨来了，我妈像年轻十岁，笑逐颜开地，放下活计，拉了凳子靠近大姨坐下，命我们倒茶，她陪大姨闲话。

大姨是很能说的，连说带比划，不时爆发出哈哈大笑。我妈也笑得直揉眼睛，她一笑就出眼泪。

大姨和我妈什么都说，喜欢事，烦恼事，没有不能开口的。开心时，母亲陪她笑，难过处，母亲陪她落泪。

大姨不像我妈黄瘦，她长得白胖，富态，身体却虚。有几次，我从旁听到：大姨不久前刚卖过血。她是常常卖血的。她村上有个人在医院工作，卖血的生意，总是他介绍的。大姨夫没有手艺，在人民公社时代，不到年底，便没有收入。大姨艰难地搞点副业，可是不够接济日常开销，大表哥读书读到高中毕业，学费都是大姨卖血凑齐的。

所以大姨一来，母亲总要烧点好吃的。大姨无事不串门，她压低嗓子跟母亲说悄悄话时，往往是有事商议了。于是晚上，母亲便会求助父亲，帮大姨租几亩柴滩，或者买便宜的芦柴，也或者是赊欠一头小猪养着。大姨买芦柴，连那种人家烧火的芦柴，也不嫌弃，她买回去，让女儿们把短柴接长，一样编柴帘。“转手就是钱。”一年下来，最来钱的副业便是编柴帘。大姨对这件事充满热望。

生活的琐碎烦恼，并没有改变大姨的乐观性格，她还是大嗓门，爱说笑。虽说我们知道，她的白胖并不是真正的身强体壮，但她留在我印象里的，竟是十分健康活泼的农村主妇模样。

“你大姨嘴有手有，能干，也好强。”这是母亲的评价。我还知道，能干的大姨容易得罪人。她和母亲的闲谈，有一部分，是她在生产队里和一些人的纠纷。她好强，受不了别人的摆布，也看不得好处被别人白占。其实别人也是欺负不到她的。

大姨有一副好嗓子，我的阿姨们都会唱曲儿，大姨尤其唱得好。栽秧田里，大姨的歌声是水田里的一道风景。她容易喜，容易怒，但不容易长期地记恨人。她好胜，也好结交朋友。

后来我的二表姐自由恋爱，对象是本村的青年，二表姐的准婆婆是大姨的老对手，大姨来诉说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这桩姻缘难成，但大姨后来居然同意了，我们都记得她发过无穷大的狠。

大姨不再卖血了，因为农村实行农田承包责任制了。以大姨的能干，大姨夫的勤劳，生活上不再差钱，还略有存款，六十多岁了，还能勉力承担小儿子上大学的费用，但她把所有的力气都使了出来。卖血年代，没有营养，只以鸡蛋红糖猪肝汤为一时补品，身体虽胖，力气却虚。大姨六十九岁以胃癌去世。其时，我的大姨夫肝癌去世未满三年；我的小表弟，已经研究生毕业，入职华为有年，深圳和杭州有了两处根据地，很能抵风挡浪了。我的大姨很有理由开心享受美满的生活，但是疾病不但把大姨夫召回，也把她带走了。我的母亲说，大姨既有福，也没福。有福，是因为大姨的儿女都有出息；没福，是因为她体验这幸福的时间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