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的文学以“垮掉的一代”，形容当时的年轻人；同时及稍后的我们，不是垮掉的一代，而是被耽误的一代。万幸我们小了几岁，没有正面迎上最疯狂的日子，没有裹挟其中参与打砸抢，否则今天回首往事会心生愧悔，负罪感伴随终身。

我们上学的时候，小学还叫东方红小学，中学叫东方红中学，后来改回城中小学、高邮中学。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很大的院子里，正门就是现在的州府头门；出门向东，步行五六分钟就是母校高邮中学。上中学时高邮很小，学校挨着城墙和护城河。城墙没了，留下一长溜土墩，充作学校的院墙；护城河外已是乡村，一年四季或一片碧绿，或一片金黄。

学校横向有两条河。中轴线上一条河，就在初中教室后面，宽约七八米。上课的时候，我们常看到几只乌鸡在河坎上下悠闲地觅食。往北越过操场还有一条河，比中轴线上的河生动很多。汪曾祺先生是高邮中学校友，他在《故乡的食物》里讲述一个外表猛厉的猎人猎杀斑鸠的故事，地点就在河边的树林。他在文章里说：“午饭后我到学校的野地里玩。野地里有小河，有野茼蒿，有金黄色的茼蒿花，有苍耳，有才抽穗的芦荻。”时光似乎静止，数十年后，我们看到的仍是相同的景致。

与今天高墙深院的学校相比，我们的校园确实更加“开放”。

我们有最优秀的老师。但那时正值“反潮流”，反对“师道尊严”，同学们趁机放飞自我，正经课几乎没正经上过。

语数外以外，上过几节生物生理课。有一天，生物老师抱了个人体模型来。显而易见的，模型是个男性。女同学都害羞地低下头，男同学则恶作剧一般地坏笑，注意力不在课上，而是在一个个低着的脑袋上。老师讲课时用到方言“疙钉子”（音译，我到今天也不知字的准确写法），引来同学哄堂大笑。别的没记住，“疙钉子”到今天都还记得。据说老师后来拿胶布把“疙钉子”遮起来了。

有现在没有的课，农业基础知识、“三机一泵”……学完“三机一泵”，老师开来一辆拖拉机，开门考试，驾驶拖拉机绕操场一圈算及格。其实真开拖拉机并不容易，把拖拉机发动起来就是大多数同学所不能的。那些细胳膊细腿的女同学，坐在驾驶座上，与这座钢铁之躯极不协调；她们既兴奋又紧张，在老师引导下战战兢兢完成了作业。

那时一年放三个假。寒暑假之外，夏收夏种时要放15天忙假，集中起来到农村帮助抢收抢种。这些城市孩子，大都养尊处优，从来没接触过农活，下到田里能帮什么忙？帮倒忙！

这样蹉跎了四年。高二第一学期恢复高考，一大批“老三届”和应届毕业生圆了大学梦；到我们参加高考，难度陡然增加，圆梦者屈指可数；以后的考生基础扎实了，考上大学的也都水涨船高。

高中毕业后待业。待业期间有同学打零工，一天能挣八毛钱。以后陆续进入企事业单位。随着年龄渐长，男同学娶妻，女同学嫁人。因为被耽误，我们在工作上更加辛苦，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正当壮年时，许多同学下岗了。他们需收拾心情，寻找新的路径，学习新的技能，以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发展。谋生多不易！

1978届学生高中毕业30周年时，我们在新邮中聚会过，一晃又是10年。毕业40周年聚会，我们选择在一家酒店举行。新邮中顶着高邮中学的名头，实际已与我们无关；老邮中也物是人非，甚至物也不“是”了。在母校的旧址上，如今只能看到当年校园的大致轮廓。所以举办活动，这两所学校不去也罢。这次活动无疑是成功的。不仅在于成功的组织，我从欢快热烈的氛围中，清晰地看到同学们的成熟稳重，笃定从容。尤其后者，让我深有感触。马云、屠呦呦这样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者，毕竟是少数。我们这代人，即使没被耽误，也大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身处任何时代都会有艰辛和磨难。难得的是，我的同学们风雨过后，即使未见彩虹，却都做到月朗风清。我们触摸人生的真谛，享受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幸福；一点一滴的幸福汇聚起来，才是属于我们的幸福。我在写这篇文章时，需要搜索外国歌曲《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却意外搜索到一首同类型中文歌曲的歌词。它更能代表我此刻的心情，现摘录于此，与我亲爱的同学们分享：“我们来自不同的舞台/每人都有自己的精彩/迎着日出奔向那晚霞/努力拼闯不留遗憾/有风有雨也有快乐/不管明天又会怎样/幸福有时很简单/敞开心扉用爱去感觉/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我们是幸福的，让我们一起拍拍手，拍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