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屠庄，是差不多半个世纪前的事——1969年春节刚过，才满16岁的我，就和5位同学一道从泰州插队到了高邮县菱塘公社的屠庄生产队。

此去屠庄，实属无奈——之前虽有不少“高邮湖西无野无边真荒凉”“血吸虫流行会感染”的纷传，但因为尚在干校、还没“解放”的父亲，因为从未见过、远在海外的外公，自无升学入伍的痴梦；就连老家也没人可投，且祖屋早被“和平军”（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汪精卫统辖的伪军）付之一炬，唯有屠庄可去。

是时的屠庄，东几间茅屋、西几座草房错错落落、稀稀拉拉地散居着二十来户人家。公路远在七八里外的送桥不说，庄里也几无一条像样的路可走，雨后尤其泥泞不堪，从没走过乡间粘土小道的我，常常三步一跐、五步一滑连跌几个跟头，弄得浑身泥浆。

我们的“家”，被临时安置在两间草屋里。草屋是从仅有三间“复式班”（两个以上年级的学生坐在同一教室里由同一老师轮流上课的班级）教室的佟桥小学腾出来的。里头的套间，后墙照例没窗，前面的土坯墙上抠出块一尺见方的洞以透进一点光亮，即为窗。套间大约十一二平米的样子，刚够搁下两块50公分左右宽的铺板拼成的三张床，两人挤一张，再用各自带来的或大或小的六口简易木箱上下一摞，便叠作了三只“床头柜”，算是卧室。电灯自然没有，有的是煤油灯。外间大小与套间相仿，挤满了一条土坯砌成的“宝书台”,一口双眼铁锅土灶，一口水缸，一副水桶，一张方桌，几条长凳，一只澡盆，以及一堆大锹、铁叉、扁担、箩筐之类杂七杂八的农具，是为厨房兼餐厅兼客厅兼洗浴间兼杂物间。

其实，其时的屠庄还是菱塘公社的一面旗帜——用作小队部的一间坐西朝东的茅屋墙上，端端正正地贴着一张省长惠浴宇签发的奖状。队里不仅有11头用作耕田耙地的水牛，甚至还有一台“大型农机”——柴油打稻机。打谷场东头有个供销点，中前午后社员们可拎些鸡蛋去那儿换点油盐酱醋。北头牛棚一隅则开着豆腐坊，除了豆腐、百页之类可以卖钱，充作队里的收入以外，豆渣还可用来喂猪喂牛。在许多地方禁止社员养鸡的年代，屠庄却家家养着十来只被社员们视为“钱罐子”的鸡。听说口粮水平也让周边的村队羡慕，平均每人每年可分得六七百斤毛粮。自然，这都与队里有个好队长有关。

队长叫盛殿于，30来岁，中等个头，脸颊瘦削，面色蜡黄，言语不多，常见他挽着裤脚赤着足的身影一会儿出现在田头，一会儿跨进牛棚。天天一大早，都是他的哨子声和吆喝声把大家从梦中叫醒。

这些，虽说也是抹不去的记忆，可更难忘却的却是接下来的日子……

初到处处陌生的屠庄种地过日子，我们这些过惯了城市生活的小青年，真的觉得无一不难。

头一件难，是难忍，肚子老不饱。由于寻常难见荤腥，只靠米面瓜菜度日，那时所有人都成天带着饥饿感。本来就是“半拉子，饭缸子”的我们，再加劳动强度大，不会“过日子”，每月国家供给的口粮根本不够吃。队长盛殿于和乡亲们看在眼里，不忍心我们这些“孩子”挨饿，便再紧紧裤带按平价供给我们每人每月10斤大米；到了春耕夏种时节，又免费给我们送来每人10斤炒面。

再一个，吃菜。乡下人吃菜，哪有钱买！就有，也没空。无论春天的韭菜、大蒜，夏天的瓠子、茄子，秋天的芹菜、豆角，还是冬天的青菜、萝卜，全靠自己种。早晚搭粥的小菜，也是采来秋时的青菜、春日的大蒜，拿些盐撒匀了、揉透了，捺在缸里，自家腌制的。我们乍到，自无菜地，况值冬末，自然没自己侍弄的菜可吃。不想先前的担忧竟是杞忧——先是乡亲们天天轮流送来各种蔬菜，包括早晚饭小菜，有时甚至还有鸡蛋，连送了几个月；再后来，队里给我们在水田一角开了块菜园，四周挖了八九十公分深的排水沟，涝时排水，旱时就舀沟底的积水浇菜，再拿些竹竿枝条扎好篱笆栅，叫一位大爷领着我们种菜。大爷叫吴长桃，人称“吴二爷”，五六十岁的模样，不下一米八的块头，长方脸，浓眉大眼，一脸络腮胡子。吴二爷种菜确实是把好手，没多久一畦畦青菜、韭菜、茄子、豆角、瓠子……就绿油油、水灵灵地挤满了我们知青组的菜园。

再就是做家务。六个尚未成年的毛头小子，之前谁也没做过家务。于是，队里派来个叫桂宝的青年妇女给我们当“生活委员”。桂宝时年30多岁，生有两子两女，圆脸，见人笑嘻嘻的，一笑便露出颗镶过的牙齿。桂宝除了抽空帮我们拆洗被褥蚊帐、缝补衣裤鞋袜之外，便是絮絮叨叨地指点我们怎么烧锅，怎么做饭。或许是队里又想到我们不是普通家庭，而是各自“独立核算”的缘故吧，又给了我们些特殊待遇：每天出早工，我们可留一人在家烧早饭，工分照记；去粮管所买粮、电灌站碾米，可派一人牵着队里的那头磨豆腐的小毛驴往返，既不用人挑肩扛，又照算出工，甚至加工费也给报销。

人小农活苦也是难跨的槛。屠庄人少地多活也多，农忙时节，天麻麻亮就得下地，天黑了才能收工，遇到上弦月的晴朗日子，还得借着月光开夜工。一天到晚赤着脚，挑着用苕子和着塘泥沤制成的沉甸甸、臭烘烘的绿肥，一担又一担地踩着田埂往地里送，从小没干过农活的我们确实有点吃不消。见我们实在太累了，队长便设法给我们换轻活。给我换的是“看鸡”，就是看住鸡鸭鸟雀，不让啄食糟蹋庄稼——实在是“带薪休息”。但我又享不了这份清福，因为闲着无聊便想家，想着想着便抑制不住不争气的泪水，于是两天后又找队长，要求还是让自己下地干活。入秋后还没到割稻时，见眼下农活不忙了，队长便叫我们回家，说是去帮队里买些铁丝拉广播。于是大家便回了趟家，美美地休了几天工分照记、路费给报的“假期”。

就在我渐渐适应那里生活的时候，次年一月，随着身患胃切除、脾切除、肝硬化等多种严重疾病的父亲，拖着三个年幼的弟妹，全家下放去泰兴农村，我又无奈地离开了屠庄。

说来也怪，我在那儿就待了将近一年，可此后，在离开屠庄的日子里，却常常梦见屠庄，梦见那里的一草一木，梦见那里的父老乡亲……不知为什么，内心深处总是执拗地以为，那儿是自己的根，是自己挥之不去的乡愁；老是盘算着，是不是抽空回去看看，能不能为那里的乡亲做点儿什么。

于是，便有了离开屠庄30年后扶母携子回屠庄看望乡亲；给26户乡亲家家送上一份礼品和谢仪；几度去坟前祭奠英年早逝的队长盛殿于；专程前往吊唁盛队长遗孀等乡亲；帮桂宝成绩不佳的孙子到泰兴借读，助其两年后以全乡第三名的中考成绩被高邮中学录取，进而考上中南大学；给长沙医学院即将毕业的乡亲朱玉海的孙女，在泰州一家药企找到工作，成家立业；替乡亲丁浩林等人办的包装箱厂牵线搭桥，与一家食品企业、一家制衣公司建立业务联系；为屠庄所在的佟桥村遭受龙卷风袭击，带头捐献2000元以外，还四处联系12名泰州知青踊跃捐款，并致电乡政府送上泰州知青对受灾乡亲的亲切问候等一件件尽心尽力之举。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菱塘甚至高邮市的领导居然会把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泰州知青放在心上——在我离开屠庄、离开菱塘38年甚至48年后，高邮市委市政府竟两度邀请我回乡参加菱塘回族乡建立20和30周年庆祝活动，扬州和高邮电视台的记者还特意采访了我。那一刻，我真的被深深感动了，真切感受到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个中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