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有一套皮匠（我们那里把鞋匠都叫做皮匠）家伙，保存得很完好。锥子飞快，三角刀雪亮，大小鞋楦油亮光滑像上了层包浆，钳子张合自如，成团的线也都干净爽滑一丝儿灰也没有。

文学没事时，爱把这套行头拿出来搬搬弄弄，磨磨擦擦，然后再整齐地码回到那个工具箱里。箱上的背带也干净利索，好像什么时候都可以拿起来背上肩。

“三年困难时期”，文学一家到上海投亲靠友讨生活。他在弄堂口摆了一个修鞋摊，绱鞋（那时兴北京布鞋，方口，镶白边），修布鞋，修球鞋，修皮鞋，样样行。生意不错，过日子马马虎虎。

生活虽不富有，却也安安定定。老婆在上海生了两个姑娘，起了有上海味的名：金妹和银妹。

我们来这里插队前不久，文学一家才从上海回老家务农。城里人都下放到农村落户了，乡下人怎么还能猫在城里呢。

下乡就下乡吧，田又不是不会种。文学从专业修鞋匠一下子又变回了种田人。文学身体好，大臂上的肌肉鼓成一块一块的，单膀向后猛一甩，大臂与侧身肌肉一碰撞，发出噼啪的脆响。他有的是劲，农活不比谁差。他还有个好手艺，农闲、年前，他就悄悄背上箱子，到得镇上，不与现成的摊位争生意，找个角落摆开家伙，绱，修，补，上掌，样样来，倒也得些灵便钱，弥补超支亏欠。

文学回乡后，想要个男孩，偏偏老婆小秧女子“不争气”，又生了三个女孩。五个女儿，最大的才有大锹高，每天下地挣个三四分工，大小七张嘴，凭夫妻俩在队里上工，力气再大，还是超支户。虽说“割资本主义尾巴”，但看到他家的情况，干部们都不好意思不让他上镇摆鞋摊了，好在也是农闲时。

他会修鞋，只是听说，不曾亲眼见过。只是一次，同组的一位知青喊我一起到他家拿鞋。那是双球鞋（普通的黄帆布胶底鞋），两只鞋前脚趾头处补了几个铜板大小的补丁。这补丁补得标致，一圈线，每个针脚向外伸出一格，成放射状，整个补丁像个小齿轮。文学说，这样补法，补丁边不容易被泥土顶翻上去，结实好用。同伴问文学多少钱。文学不肯收钱，说几个小补丁，收什么钱。同伴坚决不肯，文学说，你定要给，就5分钱吧。几个精致的补丁，就5分钱，真的太不好意思了。我很想请文学补鞋，但看到他坚持不肯收钱的样子，始终不好意思开口。

文学惯丫头。那年秋收，生产队新种的晚稻“桂花黄”成熟了。看着大片金灿灿沉甸甸的稻子，人们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为了抢收抢种，生产队要打晚工挑稻把。打晚工吃夜餐是生产队的规矩，这夜餐可是用“桂花黄”的米煮饭。文学打了晚工，当然要来吃夜餐。他带来了一个盆当碗用。

有人笑他，怎不把家里的缸搬来？

文学不好意思地说，桌上现成的盆，顺手拿的，顺手拿的。

文学尝了一口亮晶晶白花花一颗是一颗的米饭，这哪里是饭，这是一粒粒又香又甜的珍珠！文学乐滋滋地捧着他的一份香喷喷的“桂花黄”煮的饭往回走了。他的心可被他屋里的五朵金花的五张嘴牵着。大人嘴里一小口，孩子嘴里一大口呢。再说这“桂花黄”以后不见得能吃到，得让丫头们弄一口。

文学待人实在，心细如丝。一年刚入夏，我不知怎么地，便得了病。大概是病毒性感冒，全身酸痛，高烧烧得头痛欲裂，昏昏沉沉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不敢下地。中午时分，迷糊中听得门外有人喊，我听不真切，仿佛在梦中，懒得回应。房门口进来一个人，使劲睁开眼，原来是文学。文学说，早上上工，就见你门没有开，中午吃饭，你门还是没开，又没有搭，又没有锁，不晓得你什么玩艺头，不放心，就把你门夺（从外面门底下伸手向上抬起，把门轴由门窝里移出，就可下出一扇门）下来了，你不要紧吧？

我说，头疼没劲，就不想起了。

吃早饭呐？

没有。

我给你烧点开水吧。

文学走出房间，窸窸窣窣忙着坐到锅门口烧火去了。一会儿他进来说，小汪，给你烧了瓶水，煮了点粥，粥在锅里，我先走了。好点儿就爬起来吃，一点儿不吃不行。我给你把门开了，在外面搭上，要出去，你用筷子一挑就下来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说，谢谢你，谢谢你。文学走了，我又躺了一会，坚持下床，吃粥，边吃，边在心里感谢着他。不觉好了许多。

后来，我到外村做了老师。再后来，我回了城。回城后听说文学终于生了一个男孩。我不知道是为他高兴还是发愁。

农村改革开放后，他家的日子是不是好过了些。

又过了多少年，忽然听得老乡说，文学走了，因为他的胃生了大病。文学走了以后，小秧女子也改了嫁。听得这些，我黯然神伤。

文学的伢子们都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