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个木讷的人，这在他人的眼里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了。不管是老同事还是小同事一致都习惯喊他是老实巴交的“大老孙”，无论是同乡还是同学总取笑他是一板一眼的“老慢”，母亲及家人有时也嗔怪他是与世无争的“锅边锈”。偶尔有人“架”称他“股长”，其实他从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一直到离休都没有一官半职，忿忿不平者多矣，可他却从未流露过半点牢骚。人的性格乃至命运是什么决定的我不清楚，但我一直认为我父亲的木讷是有缘由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上中学那会儿，经常要填一些表格入档，每次使我最纠结的是填到“家庭出身”一栏就不知所措了。在那个年代，“家庭出身”实际是指父亲的出身，这是非常敏感且很重要的问题。我还很懵懂，但父亲是知道利害关系的，因而他总是想了片刻，谨小慎微地要我填上“职工”二字。我很是不解，暗自思忖父亲明明在政府机关工作，填个“干部”不是更加恰当吗？虽然后来我隐隐约约知晓了一些父亲的家庭情况，而直到父亲去世十年后我的大哥去了一趟父亲老家才真相大白。父亲祖籍在江苏仪征某镇，苏北解放前，家里有许多田，镇上大半条街都是他家房子，还拥有祖传米行商号，是个标准的地主家庭。出乎人意料的是父亲竟然利用一次打酱油的时机，偷偷地离家出走，投身到滚滚的革命洪流中，参加了苏皖二专署财政经济训练班学习，成为了一名革命工作者。尽管如此，在那风起云涌的漫漫岁月里，“地主出身”一直浸淫父亲的心底而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父亲被组织分配到高邮工作，直至离休达四十多年，虽然先后在商业、物资、供销及手工业部门工作过，但留下的印迹并没有什么，而在我的印象中最深的，他倒是一个“运动员”。那个年代经常要搞一些全国性的大规模运动，有些中心工作要推动也搞得像运动形式，什么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三反五反、整风、社教，似乎隔几年就来一次。运动来了，各个机关单位要抽人，蹊跷的是每次运动父亲都“逃”不掉，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运动，常被人戏谑“老运动员”。那年搞干部下放运动，大家都想方设法地“赖”，父亲也想逃过一劫却束手无策，好像不下放倒是难以启齿的事，索性来个携家关门外出躲避。几天后回家发现大门上贴了一张特大的红色喜报，父亲还是无奈地被下放到了汤庄公社高家大队。有一次，父亲参加的运动搞得很神秘，地点选择就让人匪夷所思，在儿童教养院最后面一排，组织纪律似乎很严，不许对外人泄露一丝半点信息。父亲就真的什么也不透露，包括母亲在内。知道那是在深挖“5.16”已经是后几年了。不过让我莫名惊讶的是其中一天晚上我奉母命去找父亲，当走过几进阴森的院落来到运动办公室时，却看到父亲他们在铺着草席的桌上悄悄地打麻将，同样是隐秘，但那个年份还未解禁的麻将娱乐无论如何与严肃而又“血腥”的运动是很难扯到一起的，无疑这是对运动的一种消极抵抗。父亲也有参加运动很开心的时候，那是在界首颜庄工作组，至于工作组长期蹲在一个大队干什么我不甚了解，可我独自骑个“二八杠”自行车到三四十里远的颜庄探过营，发现许多村民喜欢围着父亲谈笑风生，父亲的脸上洋溢着少有的灿烂笑容。父亲对这段工作感情久久没有消逝，许多年过去了，当他得知颜庄老支书生病在县城人民医院住院后，他和母亲连续十多天在家烧些汤汤水水跑着送到医院，老支书出院到我家道别时，拉着父亲的手轻轻地喊了一声“孙组长”竟无语哽咽。

父亲的内心世界是很难为外界所知的，即使在家里，父亲也从不与我交流，哪怕是我在外闯祸了，他也不会对我高言一声。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的一天晚上，在政府大院玩耍被几个伢子欺负。当我找到在楼上办公室带晚的父亲诉说委屈时，他却只漫不经心地反问一句，“人家怎么不打我的？”就再无下文了，把我哭得一袖子的眼泪。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父亲在把无助抡给我时，他却在心里承受旁人未知的痛楚。不过，唯独有一次他对我发了一通无名之火。大约是1975年吧，那时我已经上高中了，可学校在搞“开门办学”，课程改为“三机一泵”，父亲显然是知道的，但他只是闷闷不乐心里干着急而已。有一天，数学老师叫我带了一大摞机械图纸回家帮企业描图，父亲气不打一处来，不问青红皂白，二话没说，上前一把将图纸全部撕了，使我莫名其妙地憋屈了好一阵子。现在想来，把恨铁不成钢的火发在那个年代，实在是无意义的。

父亲当时冲破阻挠、与家庭决裂、毅然参加革命工作，只需有很大的勇气和决断，而割舍不断的亲情却在很长很长一段时期非常令父亲为难。父亲离家出走后就一直与老家断绝了联系，不是那个时期的人很难理解和做到这点。忽然有一天，家门口屈蹲着一个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我以为是讨饭的，父亲却把他唤进屋内，要我喊他“三叔”。这时我们才从三叔嗫嚅的叙述中了解了一些难以置信的景况。我的爷爷奶奶早就先后过世，老家街上已无半片砖瓦，大伯头上戴着“帽子”经常游街，一直被监督改造，三叔很小就无人照应，四处漂泊，以讨要为生。父亲深感自己无能为力，老半天没有说话，半晌从身上摸出几块钱，又从抽屉里找出几斤全国粮票，一起放在三叔面前。三叔欲言又止，很不情愿地把钱票揣进口袋走了。后来，我经常听到母亲唠叨父亲的钱不知不觉咋就没了，妹妹也悄悄告诉过我，她在一个小巷里亲眼看见父亲迅速地把钱塞进大伯的口袋。父亲缄口不提这些，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父亲临近离休时开始嗜好每天弄一小杯酒，自斟自饮，根本不考究小菜，一个咸鸭蛋则可，有时还蹦出几句打油诗：花间一壶酒，独饮无对手。邀来天空月，畅斟三百斗。从中显示了他心灵深处对生活的排遣和渴望意识。他六十岁那天，不太宽绰的家里挤满了人，受邀的多是他几十年工作包括在运动中遇到的老少朋友。几杯酒后，父亲竟然站起来亮了一段京剧《空城计》。以前只闻说他会唱，可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唱，令我意外不已。“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看得出当天他很高兴，又特别轻松。随着他字正腔圆、有板有眼的京韵，我脑海里却很不协调地映现出一幕幕木讷的父亲身影，并竭力想把眼前没有负担、自在愉悦、随性高歌的父亲与之重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