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是清明节，我没有回家。我怕回家想起那令人心碎的一幕。去年的清明节，您还一如往年“烧纸敬先”，今年却物是人非，让儿子情何以堪？

听父亲说，去年的三月初一，您清晨五点就提着沉重的香篮，到村东首的慈云庵烧香，这是您每年三月初一必做的功课。您曾无数次对我说：我烧香不求福禄，不求自己长寿，只求儿女平安。

谁曾想，刚登上庵前的几级台阶，您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三月初三成了您的忌日。

六十三年前的今天，您生了我。您生我的时候已经三十五岁，在人均寿命四十多一点的当时，您是高龄产妇，生我该是冒着多大的风险啊。但您决然地生下了我。有人说，是我改变了您的命运，因为父亲是祖父弟兄仨中唯一的男嗣，我前面又有三位姐姐。而我感激您将我带到人间。

您是百般地呵护我——为我取了女性化的乳名，为我留了两条辫子，直到十岁才剪去，为我戴耳环、索锁还有脚镯。您是想尽办法保我平安。

我出生的第二年，“三年自然灾害”爆发了。为了让我免遭饥饿之苦，您还有外婆，抱着我投奔上海郊县的姨妈家。白天您到河堤下、荒滩芦苇丛中摸螺子，晚上在灯下剪洗，第二天凌晨赶往上海市区，叫卖于大街小巷。然后用螺子换来的钱买早饭给我吃。您说，每天我的早饭都是一碗面条、一只包子。您不止一次地含着笑用手指戳着我的头，嗔怪我的嘴很刁，包子只吃芯不吃皮。每每忆起，我都感到羞耻，真是年幼无知，在那个饿死人的年代，我竟然挑三拣四。您和外婆吃什么早饭，您从没对我讲过。外婆告诉我，您的双手整天泡在水里，烂得像个蜂窝。

妈妈，您为了我吃尽了苦头，但您从来没有抱怨过。

几乎每年春节全家团圆的时候，大姐都会老生常谈，说：你很小时候，大忙时节，妈妈打夜工，都是我带着你睡觉。有一天，妈妈收工回家，床上看不到你，急了，叫醒我，问宝宝哪去了。我魂打头顶上飞掉了，当即就哭了。后来在床底下找到了你。妈妈抱起你，看了又看。打那以后，妈妈再不打夜工了，队上有夜工活，都是我去。

妈妈，那天大姐一定受了您的责罚，但大姐没说。大姐也只长我十四岁，委屈了大姐。

上小学的每年冬天早晨，您都亲手为我穿好衣服，双手在衣服上抹了又抹，帮我戴上瓜皮帽，还备了一只取暖的小铜炉，让姐姐护送我到学校。妈妈，您是怕您的儿子冷着冻着。

1973年，我初中毕业。生产队与我同学的还有两三位，他们的家长不由分说，就让他们回家上工挣工分了。在我上与不上的问题上，家里是有争议的。父亲不太管事，读过私塾的爷爷也主张我回家干活，毕竟那是以工分决定粮油的时代，也是文化最没有用处的时代。但妈妈您不同意，坚决让我继续上学。正好，我也考上了。那一年有点特殊，高中升学是推荐与考试相结合——既要大队推荐，又要考出一定分数。您说：他岁数还小，挣不了多少工分，还是让他上学，多读点书多识点字，做农活的时间长呢。后来，我上了高中。如果您顺着爷爷的想法，我的成长又是另一条轨迹。

妈妈，您不识字，也不会懂得文化的重要。我想您是通过让我上学，免得我过早地承担繁重的劳务。

正因为是高中毕业，我毕业后不久，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后来又顺利考进了师范学校，捧上了公家饭碗。祖祖辈辈职业栏目中的农民改写成职员。

从1980年起，将近四十年，我辗转于城乡学校机关之中讨生活谋生计，很少在父母身边。但妈妈您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每次回家，您都会眼睛就到我的脸上好好看看我，说我瘦了黑了，都会教导我少喝酒少抽烟少带晚，当心身体。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夏季某一日，七十多岁的您，居然乘车几十里，到我家。我当您是来玩的，哪知道是妻子将我醉酒的事告诉了您，您才不放心赶来。您责备我不该滥喝酒，“酒是穿肠毒药”，是您那次对我说的。

妈妈，您知道我是惯宝宝脾气，凡见面，都要我不要由着性子来，不要做“好头鸭子”，多做事少说话，不要跟别人争长争短。您的用意，我是懂的。

妈妈，您不是文化人，更不是哲学家，但哪一句话不凝炼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不蕴含着深刻的做人道理呢？

六十三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有过失意也有过小小的得意，有过快乐也有过烦恼。妈妈，您始终为我遮风挡雨，为我欢喜为我愁。我是您生命的延续，您是我的精神支柱。您为我所做的一切，哪是一篇文章、一本书能够写尽的！

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是您的受难日，也是您暴病不起的日子。后天，就是您的周年忌日了，我将率妻女回家，为您焚香化纸超度。

我知道，这一切，对于逝者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妈妈，儿子还能为您做什么呢？

而且，于您做什么都是徒劳的，您离儿子越来越远了。然而儿子坚信，思念可以冲破阴阳之隔，穿透时空之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