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我算不了成功的男人，但我的身后也有一位默默付出的女人，

1971年，父亲做生意亏本，给家庭带来重大经济创伤。他是个诚实守信的人，为了偿还债务，不欠亲朋一分钱，把家里大床、大桌、椅子包括搓衣板等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卖光。当时，家里真的只剩下四面墙壁和麦草屋面下的空气了。

时隔两年，我高中毕业。那个年代，上大学不用考试搞推荐。我一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没有靠山，只得怀揣遗憾回归乡里，参加到叔伯兄弟们修理地球的行列。我一介书生，好多农活儿不会干。转眼间到了谈婚迎娶的年龄，可谁家的姑娘愿意往我家这穷坑里跳呢?

也许是上苍眷顾，临公社的一个姑娘英子愿意嫁给我。她家贫姐妹多，只上了两年不到的学堂。我问她：你怎么会看上我这个穷书生的呢?她带着羞涩的语调答道：你是读书人，读书人讲道理，读书人有涵养。她这单纯的想法和朴素的语言，让我激动了很长时间。

那时，农民们没日没夜地干，一天十几个工分，一年干下来，挣个七八十元就相当不错了。而我的工分是英子的八折。我时常自愧无用。英子总是心平气和地安慰我：不要急，做做就会适应的。

1976年10月，我家双喜临门。一是喜添一个胖小子，二是我被举荐跨进了教师队伍。经过严冬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太阳的温暖。因为我饱尝了体力劳动的酸楚，所以工作毫不懈怠。在领导热情关心、同仁倾心支持和我刻苦努力下，所教学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78年秋天，我由民办代课教师转正为正式民办教师。

我有幸逃离了体力劳动，可英子更苦了。她不仅要按时出工，还要照顾孩子。我的单位离家二十多里路，白天上课，晚间还要备课改作业，真的无法照顾家庭。为此，我不止一次地责备自己：愧对家庭，愧对老婆和孩子。

1979年冬初，英子因经常饱一顿饥一顿积劳成疾，患上了急性胆囊炎。那天下午四点钟光景，突然接到英子送往医院的消息。那时农村交通很不方便，找辆自行车都困难。我心急如焚，徒步三十多里，赶到医院。在我到达医院之前，英子已经开始手术。她从手术室出来时双目紧闭，我十分紧张。护士一边责怪我来得这么晚，一边安慰我：不要紧张，手术做得及时，也很成功。

她苏醒过来看到我的第一句话：这么远的路，难跑呀?接着又道：我不要紧。你可不能耽误课程，不能丢下班上的学生呀!医生建议英子静养半年，可她仅休息不足三个月，又犟着下地干活了。她念叨着：不干活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得吃返还粮，吃返还粮的滋味好受吗?我深深自责：丈夫无能妻遭罪呀!

1981年，改革的春风刮到了教育阵地，民办教师可以报考师范，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让我激动了好几个夜晚。我决定搏上一回。暑假第一天，我便坐下来投入复习，可身边两个孩子很不安分，一会儿大子要撒尿，一会儿二子要拉屎，看他们衣服弄湿弄脏了，我又怎么能忍心视而不见呢?我知道，如此环境复习，难以收到理想效果。于是将回单位复习的打算告诉英子，她坚决支持。经过半个月的拼命复习，我如愿以偿。

1982年前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对于夫妻双方都是农民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件天大的好事，而我这个家庭，却存在一定的麻烦。人家夫妻双双换工，活儿按部就班一一当当，而我身不由己，尤其是农村大忙的时候，毕业班也在忙于复习迎考，我没有分身术，家里几亩地的活儿全由英子一个人承担。每到稻麦两季收播的时候，我总是焦虑不安愁眉紧锁。英子了解我的心理，不止一次地安慰我：不用愁，生活做不死人。你只管把学生教好就行，家里的事儿直接撂一边。

1988年教师职称晋级时，我校只有一个中级职称名额，按教龄、学历、考勤考绩等条件，这个名额非我莫属。可这时冒出来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同事和我竞争，并托人与我协商，让我高姿态让一让。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同事如果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我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让吧，我要白白蒙受经济损失，下一年如再遇到类似情况怎么办;不让吧，在一起工作了十多年，难道一点感情都不顾及吗?那几日，我吃饭不香睡觉不眠。英子追问再三，我把利益冲突一一向她说明。听我说完后，她不假思索地说道：不就几个钱的事吗?你岁数还小，有的是机会。何必把多少年来的朋友挤下水呢!在英子的劝导下，我与那位老同事避免了一场纠纷。

英子是一个勤劳吃苦的人，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一个心胸宽阔的人。我怎能不感谢她、深深地爱她，我的贤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