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可能是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为乃为官之耻”的。

请看《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一章：“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字数不多，而且字面意义也不艰深。

某一天孔子的学生原宪向老师请教：什么是为官者的耻辱。孔子说道：“国家政治清明，做官领取俸禄;国家政治黑暗，做官领取俸禄，这就是耻辱。”(杨伯峻《论语译注》)

对着原宪的问题，孔子回答了两句话，但从字面解释看，两句话的语义是不连贯的，让人阅之有一头雾水之感。国家政治黑暗领取俸禄，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尚可理解，国家政治清明，做官领取俸禄，也是耻辱的吗?

注说《论语》的多数版本大都如杨伯峻先生，照着字面直译了，没有作出让人信服的解释。

朱熹不愧为大儒，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了详尽的注解，我以为非常贴近孔子的语义。

朱熹对此章的注解是：“宪，原思名。谷，禄也。邦有道不能有为，邦无道不能独善，而但知食禄，皆可耻也。宪之狷介，其于‘邦无道，谷’之可耻，固知之矣;至于‘邦有道，谷’之可耻，则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问而并言之，以广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进于有为也。”

经朱子这么一解说，孔子关于为官之耻的回答就非常全面而精彩。

国家政治清明，做官不做事而领取俸禄，与国家政治黑暗，不能独善其身，照样领取俸禄，都是一样可耻的。孔子以此激励原宪努力上进，奋发有为。

原宪是孔子的弟子，出身贫寒，年幼随孔子学习，为人孤傲正直，不与世俗同流，曾做过孔子的家宰，乃七十二贤之一。如此贤明之人，孔子当然不会怀疑其在国家政治黑暗时独善其身，尚担忧他“邦有道，谷，则未必知”，故特别提醒原宪“邦有道，做官不做事，只管领取俸禄，也是可耻的”。

孔子的担忧绝不是杞人之忧，不唯孔子时代有尸位素餐者，也不光是封建社会有“当官不为民做主”者，就是今日之官场“为官不为者”也还是有的。

有的人奉行“少做事不出事”，故而“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脑子里全无事业。

有的人上位前事事当先，处处争前，一旦上位，便当起甩手掌柜，只知守成，不思进取。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孔子。孔子向原宪解释“耻”的两句话，正是他自己为官的真实写照。他做官，不管是小到管仓库管牲畜，大到做一个城市的行政长官、做一个国家的司法部长，乃至摄相事，甚至晚年当上政府顾问，都是“在其位，谋其政”，从无懈怠。

在孔子身后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如孔子一般的廉吏能吏太多太多了。

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经常吟诵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子产的两句箴言——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至于在其政治低谷期，仍吟唱永不衰朽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同样是清代重臣的曾国藩常以“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自警，勤于政事，严于修身。

封建社会的官吏尚且如此，而况乎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呢?

官职是岗位，做官也是职业之一种。做官不做事，而拿着薪水，当然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故而，孔子告诫他的弟子“邦有道，谷”与“邦无道，谷”，一样是可耻的。农民春不耕秋无收，打工仔不出工无报酬，为官不为者工资报酬一样不少，这当然是体制机制问题。

为官不仅要解决不为的问题，向慵政懒政说“不”，勤于思，敏于干，还要解决为官何为的问题，也就是做官应该做什么。

有的官员白加黑、五加二，事无巨细，必躬亲之，不可谓不为，不可谓不累，但细细考量，为的是政绩，为的是能从中捞取钱财，获取个人利益。这种行为自然是可耻之尤，可能比不为者还要坏上百倍千倍，其后果不言自明。

为官必有为，还要为党所为、为民所为、为国家民族利益所为。

不为与胡作非为乃为官之耻，这就是为官者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