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少数人所谓的“反送中”示威，最后演变成这些人与警察的对立与冲突，一些极端分子更是把达不成目的的恼怒都发泄在了香港警察身上。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受尽辱骂，甚至遭到暴力袭扰和攻击，却依然不偏离法治精神、艰难执法的警察，我想到了他们中的一员，一位我失联十多年的香港警察朋友——老聂。

老聂其实比我小几岁，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发给我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上，落款就是“老聂”。是的，我们是通过互联网认识的，也是在互联网上失去联系的。

记得那时刚跨入本世纪，我所在的苏中小城也刚用上互联网不久，因为我常活跃在网上不多的几个法律BBS论坛，也常在网站上发表文章，邮箱也是公开的，所以会有一些法律界的网友通过发邮件互相认识、交流。

有一天，邮箱里出现了一封发自香港的邮件，说他在网上读了我的文章，很喜欢，且发现我是法官，于是用十分尊敬的口吻和我聊天。他说在香港，除非上法庭作证，他们当警察的也很难和法官说上话，法官职业在他们的眼里非常神圣。

香港对于我而言是个陌生的传说，最早记住它是因为邓丽君的一首《香港之夜》。对香港警察的印象则完全来自香港警匪片。突然有一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警察主动要和我交朋友，颇感意外，心里也怀有一份谨慎。

对此老聂似乎也想到了，他坦率地说自己是个比较孤僻的人，身边并没有什么能交心的朋友，香港回归后他很想结交内地人，说因为我是法官，从我开始感觉踏实些。虽然没有到过内地，但由于对中国历史的喜爱，他对内地很向往。说自己是邓小平的崇拜者，觉得他很伟大，还建了一个纪念邓小平的个人网站，并把链接给了我。我收藏了，也常去网站看看他的更新。说实话，一个香港人完全出于个人情感自愿地做这件事，的确打动了我。

听说我有个在上小学的儿子，“六一”前他特意寄来一套精美的文具，没想到这位阿Sir还有如此细心。他说自己业余时间会去孤儿院做义工，喜欢孩子，觉得和孩子相处很放松，看来他还是一位有爱心的阿Sir。

在得知我住的地方属于扬州时，他说扬州出美女，让我给他介绍个女朋友。一开始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却一再很认真地提起这事，于是我们的话题在他个人问题上有了些深入，从邮件聊天开始变为电话聊天。他说不喜欢香港的女孩子，觉得她们太“物质”，相处过几个最后都分手了，所以自己年龄也拖大了。他向往内地，说内地有那么多风光秀丽的山川河流，他觉得风光美丽的大自然才能养育出美丽纯朴的女孩子。

老聂的普通话不太好，香港味较足，而且有些发音很难一下听懂，他为此很不好意思，聊天中总不时向我说抱歉。他的英语很流利，但他一说英语，我就很不好意思地向他说抱歉了。

后来，老聂在网上认识了一位上海女孩，很快堕入情网。那段时间，他给我打电话很勤，都是兴奋地讲他与上海女孩交往的情况，说这位女孩怎么怎么好，以及对他们美好未来的憧憬。我有些诧异，这位比我小不了几岁的香港警察，怎么一点没有我在香港警匪片中看到的那种狠劲儿呢?他给我的印象简直就是个多情单纯的“愣头青”。

上海女孩约了老聂去上海见面，老聂已急不可耐，其时他正面临升职，对约会信心满满。但适逢香港回归祖国五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届政府就职典礼活动，他得执勤，他对我说能参加这样的任务，他很自豪。于是他把约会推到了休假，并说要和那女孩一道来看我。后来在执勤现场他还兴奋地给我打电话，向我现场直播。

他出发去上海前，还问我在内地和女孩相处要注意些什么。本来我很想提醒他，我们内地有句网约名言叫“见光死”，让他得有点心理准备，但听他兴奋的口气，我没忍心说。

在上海和女孩见第一面后，他开心地打来电话，说那女孩对他很好，很温柔，是他想象中的女孩。于是我开始做迎接他们的准备。可后来好几天就没音讯了，我想人家是来约会的，便也没打电话去打扰。几天后接到他一则短信，却吓我一跳，突然说他心里很难受，感到绝望。再后来他的电话就不通了。

我很焦急，为老聂提心吊胆的。

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记得是一个深夜，老聂来电话了，声音低沉得吓人。他先抱歉这么晚还打我电话。说他刚喝了酒，现在独自躺在一艘小船上，在海上漂着。他简单给我讲了事情的原委，然后几乎是哭着问我，“内地的女孩怎么会跟香港的也一样呢?难道她们除了讲钱和房子，就不会讲别的了吗?”我没有去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句两句能给他讲清楚的，同时也感觉到老聂恐怕是一个“爱情理想主义者”。这主义好不好?当然好，但在烟火人间，这更可能是种病。在老聂身上，这病好像还不轻。这个深夜，老聂问了我很多问题，我能回答的不多。我只是为他担心，因为他告诉我他一个人在小船上，船在海上，而他喝了酒。

这以后，我和老聂彻底失联，他的电话再也打不通，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的电脑硬盘因中毒也打不开了。更沮丧的是，我竟然没把老聂的邮箱抄写下来，等到换了新电脑，我自己唯一的电信邮箱竟也密码错误而再没进去过。更加晕菜的是，他寄东西来的地址也没留下，对那台486电脑的依赖使我根本没去注意保留这些。后来我有机会去香港时，还天真地想去找找他，老聂说过他在哪个警局，可我真没记住，因为那时我根本没想过自己会有机会去香港。走在香港的大街上，看到警察我就会想老聂穿警服的样子，可我们彼此，即使连照片也没有见过。

我的书架上，至今还放着厚厚一摞有关香港司法的资料，那是老聂专门到香港高等法院培训机构帮我找到，邮寄给我的。

和老聂云淡风轻的交往就像一个梦，一个被封在我那个旧硬盘里的梦。看着电视上在示威人群前晃动的香港警察身影，这个梦却在记忆中渐渐清晰起来。

老聂，你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