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高邮里下河水乡，沟汊纵横、河网密布，水和船伴随着我们成长。家前屋后就环绕着数条勾连相通、大大小小的河道，庄台东头俞洞河闲时交通运输，夏秋之际也担负排涝灌溉重任;屋后是庄台河，与庄中间的生产河、南庄台的红旗河呈“工”字型相连，红旗河东西两头分别接入直通北澄子河的俞洞河和人字河。

父亲是地道的农民，也是一辈子与船为伴的半个渔民。父亲结婚较早，那年他十九岁，经母亲大舅妈介绍，虽然没有吹吹打打，也是“三媒六证”地撑着水泥轿子船，一路穿行于无数曲折的河道，花了一天一夜时间辗转将母亲接回家的。

父亲在家排行老大，自他成婚后庄上人都称他为“徐老大”。“老大”不好当，家里兄弟姐妹五个，母亲生我的时候，二叔当兵去了，一个婚进一个兵出，也算是占补平衡吧。虽然劳力没有少，但大姑早已出嫁、二姑三叔还小，家里农活大都落在父亲的肩上。那时农村没有像样的道路，下田运肥料、收稻麦，下河罱泥、割水草，到二沟卖粮，上高邮拉氨水，到司徒“三千亩”草荡子里剐旱草、育肥“塘草粪”等都离不开船。父亲常常是船头上掌舵撑篙、靠岸了上装下卸……风里来雨里去、顶烈日冒严寒，硬是撑起了这个大家。

父亲搞多种经营也不失为行家。虽说是“鱼米之乡”，一年两季稻麦轮作顶多解决口粮问题，要是遇到旱涝虫灾，不是捉襟见肘就是青黄不接了。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夏收麦子运到粮站后，父亲叫我们拿着“黑单子”去结账，经村提留、乡统筹和国家农业税等七扣八扣下来，余下的几十块钱，全给我们哥俩学费都不够。穷则思变，父亲还是积极应对、开动脑筋的，先是伙同弟兄们漂泊到安徽合肥、蚌埠等地贩卖牛肉，后下南京打零工，又带着弟弟到上海收鸡毛，也在家里放过老鸭、老鹅，养过蜗牛、牛蛙和桑蚕，近十年基本养成鱼、养沼虾等。父亲不知疲倦地实施着一个个项目，也见证着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守。回想起，每次下班回来看到父亲划着小船、迎着夕阳映照的盈盈水面，播撒着一粒粒承载着丰收希望的鱼虾饲料，感慨万千。

“老大呀，爸爸这条船漏了，估计再也修不好了……”父亲在病重期间也叫我一声“老大”，应是让我这个长子拿好拿稳这个“接力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