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18岁。春节刚过，大队通讯员叫我到大队部，大队支部书记对我说：“寿瑛啊，你是村里第一个初中生，你们的老队长推荐你当生产队会计。年轻人，好好干吧!”

第二天吃过早饭，老队长带领我下田转了一圈，边走边介绍生产队的基本情况。全队共有40多户，120多人;共有耕地310亩，分在两个圩口，庄东圩150亩和庄后圩160亩，其中庄后圩地势低洼，也叫锅底圩，全是一年一熟的老沤田，常年浸泡在水里，地身低，产量也低。跑了一上午，算是上任了。

那时人们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过来，缺吃少穿是农村的普遍现象。好在生产队尚有20多亩高头子田块，种些大、小麦，那年夏季收了5000多斤麦子。老队长笑着对我说：“别小看这5000多斤麦子，它是全队一个多月的口粮，是度春荒、忙三夏的救命粮啊!”

时间一晃到了夏栽季节，老队长成了生产队里三夏大忙的总指挥。每天晚上，在生产队活动室里，我记完一天劳动力出勤工分后，他总要在排工牌面前深思一会，然后把写有全队男女劳动力名字的小竹牌子搬弄一番：明天生产队农活，哪些人挑猪灰、人粪下肥，哪些人犁田，哪条牛耙田，全部妇女栽秧等，排好各个工种。

天刚蒙蒙亮，妇女们一个个来到庄后秧池里拔秧。她们是全队干活最早的人。我和两个男劳力负责运秧、打杂(分摆秧把供给栽秧手的一种后勤农活)。上午10时许，一船秧把堆满了，可供20多个栽秧手栽一天10多亩大田。拔秧的妇女们便回家吃中饭，我们则负责运秧到栽秧的圩口。

中午12点不到，栽秧手们迅速到栽秧田集中。一个年轻妇女首先下田栽头趟秧，其余的栽秧手依次跟着下趟。不一会儿，20多人的栽秧队伍在水田中一字排开，成了夏季农忙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刚开始栽秧时个个欢声笑语，但过了不久，太阳到了头顶上，开始发困疲劳，有人打起了哈欠。领上趟的张家媳妇不但人长得漂亮，手脚麻利，而且还有一副好嗓子，在婶婶大妈们的鼓动下唱起了栽秧歌。只见她直起身子，清一清喉咙，唱开了：“隔趟栽……哎咳隔趟栽……手拿秧把隔趟栽，哎……”歌声刚落，在中间的几位中年妇女跟着和声：“哎咳隔趟栽……”一曲栽秧歌，赶走了瞌睡虫，栽秧队伍又恢复了欢声笑语。

下午2时左右，一个中年男子撑着生产队最好的一条木船，慢慢地靠岸。船前舱木板上以及两边船帮上坐满了老人和小孩，大都是带幼儿来喂奶的。船中舱有个大釉缸，里面装满了大米粥，是劳动人的“晚茶”。见晚茶船到了，队长一声喊：“吃晚茶了!”那边下肥的、犁田的，这边栽秧手、用牛手以及打杂的，通通朝这块河边高地跑过来。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劳动，生产队310亩田的早中晚稻栽插完了。紧接着梅雨天也到了。那年梅雨季节不长，雨量也不大，人们稍事休整中度过了“时梅天”。

三伏天到了，人们开始抗旱保苗。那年月没有机器抽水灌溉。生产队有3部风车车水灌田，可到了小伏天，天干了，风小了，风车也转不动了。秧苗生长的需水量却大了。为了抗旱保苗，只有组织人踩水车，车水抗旱。

于是老队长亲自上阵，把全队30多名青壮年男劳力组织起来，分作昼夜两班人马。车水抗旱，歇人不歇车。踩水车是个力气活，没有一定的力量，河里的水是灌不上秧田的。一部水车4人踩，要安排6个人，其中有两个人轮换休息。为了计算时间，就在车轴的一头插上一个“线筹子”。只要水车轴转动，“线筹子”跟着转。当“线筹子”中的线绕完了，就换其中的两个人，约莫20分钟左右。就这样轮换休息，叫“踩一筹子水”。

生产队还有一部大水车，要有6个壮劳力才能转动它，它的出水量是小型水车的一倍以上。那年天旱了，只有动用它来抗旱保苗。车前搭起了锣鼓架子，6个壮劳力边踩水车边敲锣鼓，唱起了“锣鼓唱”。“咯咚咯咚锵……”锣鼓一停便唱开了：“抗旱保苗车水忙哎，锣鼓一敲我来唱，不唱先秦和后汉，唱一唱桃园结义刘关张……”众人和声：“哎咳桃园结义刘关张……”只见车头的水流迅速流向秧田，溅起一尺多高的白色水花。就这样一曲锣鼓唱，唱到西天晚霞红，再唱到东方鱼肚白……终于战胜了旱魔，保住了秧苗。

转眼到了八月间，早稻开镰了，人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投入到割稻、挑把、打场和晒稻的忙碌之中。

那一年，老队长运筹帷幄，指挥有方，加上党的好政策，把生产的经营自主权下放到生产队，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们队粮食增产了。年终分配除了完成国家下达的征购任务，第一次每人分得480斤口粮，劳动单价达到了4角8分钱。在年终公社三级干部会上，老队长捧回了“先进单位”的奖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