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师是我五十余年前的幼儿园老师。当时，她大约四五十岁，身材高大，颇胖。面如满月，慈眉善目，很像是观音菩萨。她的大名，我并不知晓。可能是她听力不太好，大人们背后称她为杨聋子。这未免有些不太恭敬。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高邮北门区域虽然算是经济繁华的地方，但教育是比较落后的，人口稠密，居民多为平民百姓，教育资源十分匮乏。除了一所荷花塘小学，学前教育几乎是空白。在酿化厂北面搬运公司二中队附近，杨老师开办的幼儿园是唯一的。杨老师也是园里唯一的老师。前后几年大约有上百个孩子在那里上过学。我上小学前在那里上过一年多。

说是幼儿园，其实就是一个大杂院。我们去上学，先要穿过唐家和陈木匠家才能到达。这是一个中等院子和两间较大的房间，一间是教室，另一间是卧室。我们自带小板凳排成几排，木板壁上挂着一个小黑板，正中央是《毛主席去安源》画像。杨老师站在小黑板边上，用响亮拖长的声调喊道：“起——立!”我们应声而起，静默一会，她又拖着长调说：“坐——下!”然后，便开始上课。记得那时好像没有什么课本，能有的可能就是一些汉字拼音小字卡和几段毛主席语录。具体的内容早已忘却。

摇铃。下课了。我们争先恐后向西跑入另一个小院子去小便。没有小便池，是个大瓦缸，在高高的榆树下面。院墙有些破败，小屋顶上有不少鸽子，飞上飞下。我们兴奋地望着鸽子盘旋。解小便的人多，大家还是记住杨老师的话，要依次排队。然后回到东院玩耍。活动器材是两只小花皮球。我们分成两个组，你传给我，我传给你。你抢我抢，满院奔跑，满院子的阳光和笑声。在物质贫乏的年代，童年的幸福就这样简单朴素。

有一次，小花皮球飞进了杨老师的卧室，这是上课教室东侧的一个房间，同学们都不敢去拿球。我胆怯怯走进去找小花皮球。这是一间朝南的大屋，古式的大床、亮闪闪的大橱柜、大方块地砖，像是电影里有钱人家的摆设。那时，我们的家庭条件普遍很差，家里几乎是四壁空空。杨老师的房间让我感到震撼。后来得知，杨老师出生在大户人家，她男人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解放前夕逃去了台湾，丢下她一人，无儿无女。因为有些文化，性格和善，为谋生计，开办了一个幼儿园。北门外的老百姓，大多数是普通劳动者，也不太讲究她是什么阶级，认为她为人不错，愿意将孩子送到这里来。那个时候，一般的家庭都有几个孩子，父母整天忙于生计。小孩在这里学不学无所谓，总比没人照看好，况且收费极低。可以说，在高邮北门外，绝大多数孩子在读一年级前都是杨老师的学生。

杨老师是半传统的妇女，衣着十分朴素，时常穿着老式的汉服，齐耳短发，两眼特别有神，对学生很关爱。记得有一个同学，奔跑时跌了一跤，头顶上起了包，顿时大哭起来了。杨老师将他抱在怀中，用手抹一点香油轻轻抚摸。杨老师轻声地说，走路要小心，抬头挺胸时，也要看看脚底下的路。她拉着我们的手又说，你们要相互关心，相互照顾。

幼儿园的生活其实并不十分丰富，我们却感到快乐。现在看来，主要是身心自由，没有什么压力。放学以后更是自由无比，弹球、玩洋画、滚铁环……我家住北门大街上，滚铁环满头大汗，将铁环朝门里一丢，便又和小伙伴跑去运河堤捉蜻蜓了。由于是幼儿园的同学，我们许多人结下了终生的友谊。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虽然天南地北，各自忙碌，但时常想起我们的幼儿园，我们的金色童年，我们的胖胖的杨老师。

用今天的标准看，杨老师也许并不是一个出色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幼儿园老师，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她给了我们接受最初始教育的机会。她的善良和爱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成长，甚至奠定了我们一生的基石。在那个简陋的大杂院，我们体会到教育的本质就是尊重和友爱。杨老师教会了我们做人的基本准则：友爱、互助和分享。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难忘北门外的幼儿园，难忘那位胖胖的杨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