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非常喜欢看书，尤其对那些大部头的书更是情有独钟，这与很多孩子只看小人书不同。

看书的前提是得有书可看，但那时的文化生活普遍匮乏，民众只为生计忙碌，很少有多余的财力往书上投的，所以书就成了稀罕物。为弥补看不到原著的不足，我曾去隔壁邻居家，站在收音机前，愣是候上一两个小时，为的是听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也曾眯着双眼，面对新华书店墙上的海报，盯上半天，因为那上面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的简介，字字珠玑，撩拨我的同时却刺得我睁不开眼——我兜里没钱。

我的零花钱几乎都是大年三十晚上父母给的，平时呢，也能得到一点，但都不多，一般就是几分钱，很少有超过一毛的。就这样，支配权还不完全在我手上。家人常关照我，不要买这个、那个。幸好我的购买欲中没有他们所说的“这个、那个”，我只是想买书。

为了攒钱买书，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其间，哪怕有一分钱的意外收入，我也会收好，放枕头底下搁着。但往往是钱还没攒够，就又变少了。所以，尽管跨度很长，也没实现用存钱的方式来买书的愿望。记得有一次家里买米，钱还差点，我便把自己微薄的私房钱拿出来。母亲很吃惊，问我钱是从哪来的。我告诉她，是我一分一分积攒的。母亲听后，不再说什么，却被我发现，转过身去的她，在悄悄地用围裙擦拭着泪水。

1965年春节，我破天荒地收到了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压岁钱。居然是一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拿着那一块钱，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绝不是查验真伪，而是觉得太稀罕了。我问母亲，为啥给我这么多。母亲告诉我，是因为我在期末考试中，两门主课都考了一百;再就是呢，我人也大了，又很听话，不会乱花钱的，所以就给了我一块。哦，原来是这样。我兴奋地将压岁钱收好，几个晚上没睡着，盘算着该怎么节约点用，可最终我却“乱花”了一回，因为我太喜欢书了。我径直去了新华书店，准备买一本高玉宝的《我要读书》。不凑巧，该书卖完了，我只好在书架上随便地翻着，不料却看中了一本叫作《高老头》的世界名著。那是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精心创作的长篇小说，故事情节很吸引人，说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位面粉商人，为了女儿的颜面，不惜以重金投入，最后却适得其反，落得个人财两空的下场。虽然于我来说有点深奥，但我还是买了下来。

那年，我11岁。11岁的我，看起这本书来很是用功。记得还闹过一次误会，那是在我同学家。同学的外公问我看的是什么书，我说《高老头》。谁知那老头生气了，说我没礼貌。我这才知道，同学的外公就姓高。于是，我赶紧赔礼道歉，说书名就叫这个——我吓得再也不敢说那三个字了。

书，带给我的岂止是读那么简单， 品，才是最重要的。从《高老头》这本书中，我品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物欲横流、人性丑恶的社会现象。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华民族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早已通过诸多进步书籍，对我的世界观进行了优化。这其中折射的道理，岂不令“高老头”汗颜。

这么多年下来，我一直视书为宝贝，没事常去书店和图书馆转转，同时也会在逢年过节时，提醒身边的家长们，不要给小孩那么多的零花钱，可以送些书啊什么的当礼物。经常是我话还没说完就被他们打断：“现在谁还去买书啊……”唉，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了，难道自己已与时代落伍了?我不置可否，仍在怀念小时候那些曾经看过，以及想看而始终未看过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