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的短文《说“怪”》，发表于《扬州文学》创刊号。该文作于1986年10月28日，正是汪老第二次回高邮后返回扬州写的。文录于后。

说“怪”

我写过一篇小说《金冬心》，对这位公认为扬州八怪里的一号人物颇有微词。我觉得这是一个装模作样，矫情欺世，似放达而实精明的人。这大概有一点受了周作人的影响。我认为他的清高实际上是卖给盐商的古彝器上的铜绿，这一点大概也不错。我不喜欢他的卢仝体的怪诗。但那篇《金冬心》只是小说，不是对金冬心的全面评价。我对金冬心的另一面是非常喜欢的。我对他的从“天发神忏碑”变出来的美术字势的四方的楷字和横宽竖细的漆书是很喜欢的。对他的“疏能走马，密不容针”的梅花，也是很喜欢的。我在故宫博物院见过他画的一个扇面，万顷荷花，只是用笔横点了数不清的绿色的点子，竖点了数不清的漆红的点子，荷叶荷花，皆不成形，而境界阔大，印象真切。我当时叹服：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我不想评定金冬心，只是想说说什么叫“怪”。很简单，怪就是充分表现个性，别出心裁，有独创性。

我希望扬州的写小说的同志能够继承八怪传统的这一方面，尽量和别人不一样。

扬州有一位大文体家，汪中。对汪容甫的文章，有不少人有极精到的见解。我很欣赏章太炎的评语，他说汪容甫的骈文“起止自在，无首尾呼应之式”(大意)。呼应，是小说的起码的要求，打破呼应，是更高的要求，小说不应有“式”——模式。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扬州

这篇短文由小说《金冬心》谈及生活中的金冬心，其主旨是一个“怪”字。汪老对“怪”的解释，“很简单，怪就是充分表现个性，别出心裁，有独创性。”何为个性、何为独创性?我略作考量。

鲜明的个性。所谓个性，就是语言、形象、特征都必须是无可替代的“这一个”。已逝的著名作家刘绍棠是个神童，他读高一时，他的作品《青枝绿叶》已收入高二的课本中。他认为只有熟悉生活，才能了解人物的特征、差异，才能别出心裁地刻划人物的生动具体形象。其时“这一个”人物便可呼之欲出、栩栩如生。我觉得汪老《异秉》中的王二、《受戒》中的小英子等都是颇具个性的人物。《异秉》的题目就有个性：异秉，不同的秉性也。文中除了王二，张汉、陈相公等次要人物也具有个性。

自然的典型。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不是概念的图解，不是主题先行，不是作者手中的玩物，否则只能造就出假、大、空的典型。与汪老成为“同科进士”(同时获全国大奖)的著名作家赵本夫曾当面教诲过高邮的业余作者：作为作家，必须以平等视角看人;作为评论家，也应以平等视角评价作家。他的《卖驴》中的孙三老汉，人物原型就是一个赶车的老汉，因睡着了，拉车的毛驴贪恋同族，竟尾随另一辆驴车误入火葬场，毛驴遭打受惊，踢死了老汉。赵本夫在塑造典型时，将另一兽医的事与此事杂揉，贴着人物写，塑造了孙三老汉这个依然活着的典型。

多元的风格。如今的文坛，各种流派、风格纷呈。而各种风格、形式，都具有自身的优异性、独特性。常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又是为内容所决定的。“香油炒菜，各有所爱”。我们不能拿黄钟大吕史诗式的作品，与清新隽永的牧歌式的作品，来比高论低。高晓声在赠送给我的书上题词：“不是质数怎么算创作?”他坦言，从地域、家风、师承等方面看，他写不出汪曾祺的那些名作;同理，没有几十年农村生活的磨砺，汪老也写不出《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两人风格各异，不好评说谁优谁劣。即使汪老写的《大淖记事》《皮凤三楦房子》《仁慧》，风味也各有不同。

生动的细节。细节，寥寥数笔能生花。王蒙写过一篇意识流手法的《春之声》，写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电子石英表”“三接头皮鞋”“结婚宴席”“差额选举”等。尤其是写一个科技人员从国外考察归来，听着录音机播放的音乐，人却坐在闷罐子火车中，科技的先进性与交通的落后感形成巨大的反差。作者不是消极，不是抱怨，而是“歌德”，歌颂中国在嬗变、在进步。他以小细节，表现大主题。汪老的《陈小手》，本是他的任氏娘讲的高邮男接生婆的事。汪老将它写成小说，结尾的那一枪和骂人的话语，便是生动的细节。这细节决定了该文的价值取向。同样，《大淖记事》中巧云为十一子灌尿碱汤，事先自己尝了一口，短短的文字，感动得汪老流泪了，也让众多读者心旌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