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的名字是入学前改的，算得上是从前的事了。父母那一代人，姓名合在一起，大多三个字。中间的那个字代表辈分。因此，他们当时觉得，把我的名字由原来的三个字改成两个字，有些新意，叫得更顺口。一朝河东，一朝河西，后来，重名的几率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入学那天，母亲领我去报到。班主任徐老师手执花名册，正与另一位同名的学生的父亲商量，如何解决我俩重名的问题。徐老师显然不太喜欢在学生名字前面加“大”“小”的常规做法。母亲声称，家中与我平辈的几个哥哥，什么“勇”“翔”“军”的字，都被起了，再想不出其它名字。同学的父亲还算通情达理，委屈他儿子，在与我同班的两年中，改了名字。

十二岁左右，我家被小偷光顾过一次。盗窃金额不超过五十元，有母亲头一晚放在床头的二十几块钱，和我的一张存折。三十年前，我们去储蓄所存钱，还没有实名制这一说。存折里的二十五元压岁钱，是以我的名义存的，也未留密码。存折是藏在一个我没舍得用的自动文具盒里的。文具盒又被放进一个旧台扇的外包装纸箱当中。那个小偷居然翻箱倒柜把存折找到了。第二天，父亲领我去挂失。储蓄所的工作人员说，小偷昨天下午就被逮起来了，让我们直接去城东派出所处理。负责此案的副所长老于，他儿子和父亲是关系很好的同事。他得知情况后，哈哈大笑，连拍了好几次桌子。原来，那个流串作案的惯偷不识数，把二十五元当成了两千五百元。他也没有去我存钱的商品街上的储蓄所取钱，而是鬼使神差去了人民剧场边上的那家。那时，储蓄所还是实行的定点存取。这样一来，小偷就露馅了。派出所的民警非常敬业，抓到人以后，赶忙寻找失主。他们又是电话联系，又是派人走访，问了全市十几个与我同名的人，最后都说“不是”。老于说，万万没想到，失主是个户口不在城区的未成年人。

最近，单位来了与我同名的新同事。我的第一反应，请转寄东西给我的人，在信封上务必加注我所在的部门，以免到了收发室张冠李戴。当然，光我自己“撇清”还无济于事，别人误打误撞的不在少数。其中，对方把电话拨错的最为常见。有的人竟会自嘲，手机通讯录里有五六个与我同名的人。我们这些重名的人，在着急忙慌的情况下，还真是在考验他们的记性和智商。

这些年，与我同名的人，如影随形。然而，我们却又都是彼此的自己。名字是父母起的，让别人叫的，是一个人的代号。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都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去贴上个性化标签，以示区别。